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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明“强有力”的歌词，唱出了当年的狂热，唱出了“造反司令”的风格：臭“联司”，“支联站”，一小撮头头专把坏事干，残杀革命派，殴打解放军，配合刘少奇，紧跟陈丕显，妄想把无产阶级政权来推翻。
上海的天是毛泽东思想的天！
上海的政权是红色的革命政权！
革命派，
同心干，
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主席，
把一切反动分子砸个稀巴烂。
打倒臭“联司”，
砸烂“支联站”，
打倒刘少奇，
打倒陈丕显。
“八·四”狂风刚刚过去，王洪文又在上海搞了个“补课”，抓获一大批在八月四日漏网的“联司”和“支联站”骨干。光是上海柴油机厂里，审讯“联司”的“公堂”。
“刑房”便多达五十多处，刑具达几十种之多！
张春桥表示“完全支持”
一九八○年十二月六日上午，“八·四”惨案的主谋王洪文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严正审讯。
特别法庭的审讯记录如下：
法庭就起诉书指控王洪文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策划、指挥围攻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群众组织的武斗事件的事实，进行调查。
王洪文供认起诉书所指控的“是事实”，并向法庭供述：“一九六七年八月初，‘联司’企图在全市组织一个‘支联总部’，被我发现以后，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抓了他们约三十多人。因为我考虑‘联司’在上海虽然人数不多，但能力比较强，已经威胁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存在，当时上海不安宁，就是‘联司’的问题。我就想把这个组织彻底解决掉。开始时，由于它是‘工总司’的下属组织，还是用说服的办法，后来两派闹得比较厉害，我就考虑把它搞掉。八月三日晚上，上海市各群众组织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控诉了所谓‘联司’的罪行，我曾召集‘工总司’的所有委员研究如何搞掉‘联司’的问题。控诉‘联司’大会以后，我决定调动队伍围攻‘联司’。八月四日早晨，大约调了四万人，实际上去了十多万人，把‘联司’包围起来，下午开始围攻，到晚上就把‘联司’砸掉了。这件事，主要是我策划的，与其他人关系不大。”
审判员问：“这次武斗，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你应负什么责任？”
王洪文答：“伤亡了几百人，主要由我负责，我是有罪行的，我应该向全国人民认罪。”
法庭宣读张宝林一九七七年十月的证词、王承龙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的证词，叶昌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证词，并通知徐潘清出庭作证。徐潘清证明：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王洪文亲自策划、指挥了围攻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群众组织的武斗事件，对群众进行血腥镇压，犯下了严重罪行。他说：“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凌晨，王洪文经过策划，调动了十多万人，开动近千部各种机动车辆和船只，从水陆两路对上海柴油机厂进行围攻，他们切断水电，用二十五吨履带式大吊车在前面开路，后面跑着头戴藤帽，手持各种棍棒、刀斧和武斗工具的受蒙蔽的人员，抓到一个毒打一个，把男的上衣全部剥光，女的上衣撕破，作为标记。在这次武斗事件中，被关押打伤的就有六百五十人，有的至今医治不愈，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有的成了残废，群众的财物被抢劫一空。工厂损失达三百五十多万元，厂房修理费花了十四万元。”
说实在的，八月四日那天，张春桥的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紧张之中。
他在上海，却不露面。他把王洪文推到了第一线，而给自己留好了后路；如果砸“联司”造成很多人的死亡，受到全国的舆论谴责，他可以把王洪文推出去，把自己推得一干二净；当然，如果大获全胜，他可以对王洪文此举表示支持。他，毕竟已是“中央首长”呵。
八月五日，张春桥在上海公开露面了。面对着电视摄像机镜头，张春桥狡黠地用这样的话表态：“许多人问我，‘八·四’行动好不好？昨天晚上，我坐车到上海街头转了转。我看到老老少少、一摊一摊在路边乘凉。他们的脸上挂着笑容。我想，这就清楚地表明，老百姓对‘八·四’行动是满意的，高兴的。他们的笑容，已经很明确地答复了‘八·四’行动好不好。……”张春桥故意打了个拐弯球。他的话，明明是表示了对王洪文的支持，却又叫人抓不住把柄——他象泥鳅一样的滑！
直至九月一日，“八·四”事件过去二十多天了，张春桥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才把话讲得实实在在、明明白白：“最近上海发生了一些不大值得欢迎的事，说上海市革委会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张某人和姚某人靠边站。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镇压了‘上柴联司’，北京学生支持它。对于上海市‘工总司’的行动，我完全支持。他们完全对的。这个厂武斗近一年了，涉及到从厂党委，到八机部体系的党委。后来发展成为所有反革命势力聚集点，形成一个反革命，形成一个反革委会、分裂上海工人、学生运动的势力。到处打人，打死人，革委会要求交出打人凶手，革委会的人也被打出来了，革委会派出二十名代表，均被打、被抓。在这种情况下，‘工总司’连夜召开十万人大会，包围了上柴厂，要求‘联司’交出打人凶手，释放革委会代表。他们拒不交出，反而主动出击，群众一急之下，冲进厂去，打了个歼灭战，这仗打得很漂亮。这不是哪个去指挥的。这叫镇压群众？那无产阶级专政还要不要啦？”
作为王洪文的后台，张春桥不仅对“八·四”行动表示“完全支持”，而且也替王洪文掩饰：明明是有预谋、有策划、有指挥的血洗“联司”，却轻轻巧巧，被说成了“群众一急之下，冲进厂去，打了个歼灭战”。
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
张春桥在八月四日那天，全身神经象绷紧的弦，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毛泽东在上海！
毛泽东决定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中旬起，巡视大江南北。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徐。……”喜欢游泳、又爱食武昌鱼的毛泽东，兴致勃勃，曾几次到武汉畅游长江。就连一九六六年七月，“文革”如火如茶之际，他还是抽空到武汉横渡长江。他在游长江时说的几句话，立即成为传遍全国的“最高指示”：“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
当一九六七年的炎夏来临之际，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七月了，我要到外面走走。去武汉游水，那里水好。”
毛泽东点名要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同行。
然而，一九六七年七月的武汉，正是“工人总部”与“百万雄师”两军对垒的时候。
担心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于七月十四日清晨飞抵武汉，作了安排。晚上，毛泽东抵达武汉，住在东湖宾馆，随行的有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另外，这天中午从重庆赶来武汉的有谢富治、王力和余立金。余立金当时是空军政委。
武汉的气氛紧张，武斗随时可能发生。毛泽东想横渡长江，是渡不成了。
七月二十日——“七·二○”事件爆发的当天上午，两位大员从北京分坐两架专机，分赴武汉和上海。
前往武汉的专机里，坐着林彪亲信、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长邱会作。邱会作的贴身衣袋里，放着林彪写给毛泽东的一封密信。林彪写好后，曾把信交给江青看过，江青也在信上签了名。临行，江青叮嘱邱会作道：“你的脑袋在，这封信就要在！”此信用专人、专机运送，是因为林彪据说获悉“陈再道要搞兵变”，要毛泽东尽快离开武汉。
下午两点十分，邱会作的专机飞抵武汉。“百万雄师”正在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对王力的游行。
邱会作急如火燎，要求见毛泽东。下午五点多，毛泽东才在东湖宾馆接待了邱会作，拆阅了那封由林彪、江青签名的信，淡然一笑。
毛泽东并不相信所谓“陈再道要搞政变”的流言，却对街上的大游行说了一番深刻的话：“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团结起来呢？”
就在邱会作飞抵武汉不久，下午四点二十分，另一架专机从北京飞抵上海机常坐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