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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的“工总司”，犹如春秋战国的诸侯们一般，你争我夺，都想成为霸主。
王洪文这“司令”贬值了。尽管他斥责别人搞“分裂主义”，也无济于事。
“司令”突然下令召开“总部”会议。
“一兵团”的头头们来了，“二兵团”的头头们来了，“三兵团”的头头们也来了。
王洪文微笑着，跟他们紧紧握手。
会议开始了，照例，要先念一通“最高指示”。
这一回，王洪文领读的一段“最高指示”，是头头们往常几乎没有念过的。王洪文精心地从毛泽东的《的序言》中，选出了这么一段“最高指示”：“就胡风分子的许多个别的人来说，我们所以受他们欺骗，则是因为我们的党组织，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文化教育机关或企业机关，当着接收他们的时候，缺乏严格的审查。也因为我们过去是处在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我们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作一番彻底的清理。”
冷不丁的，念起了这么一段“最高指示”，“二兵团”和“三兵团”的头头们愕然。
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
王洪文收起了笑脸，板起面孔，开始发言：“刚才念的这段毛主席语录，就是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毛主席所说的‘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现象，不光是在过去的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有过，在如今的文化大革命中同样存在。我们的‘工总司’，就有‘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严重问题。”
王洪文讲毕，“总部”有人接过他的话说道：“戴祖祥，就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败类！”
戴祖祥一怔。
显然，“总部”已经整了戴祖祥的材料。那人拿出一叠纸头，一张接一张念着，历数戴祖祥的劣迹，从历史的到现行的。
这一突然袭击，使戴祖祥一时无法招架。
王洪文当即宣布：“戴祖祥撤职查办！”
这下子，“一兵团”顿时瘪了。
王洪文的目光转向“二兵团”。周宝林以为，王洪文大约要揪“二兵团”哪个头头的小辫子了。
“周宝林也不是好东西！”王洪文居然点周宝林的名，使周宝林大吃一惊。
周宝林会有什么问题呢？
“总部”有人发言，宣读了《周宝林五大罪状》！
周宝林会有什么“罪状”呢？这小伙子做梦也想不到，“总部”的人指责他在南京游山玩水，指责他的女朋友有复杂的海外关系，如此等等，总共列出五大项。
周宝林据理逐步加以反驳。耿金章也火了，拍着桌子跟王洪文吵。
“好吧，那就把周宝林调到‘总部’来工作！”王洪文最后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于是，“二兵团”从此“丢了”第一把手。周宝林调到王洪文的“总部”，派了个闲差——在“宣传组”工作，从此被架空了。
不过，这么一来，倒使周宝林离开了“泥潭”，没有越陷越深。当笔者去访问周宝林时，他如今已成为两项专利的发明者，在科学技术上有所成就。
在那次会议上，王洪文暂时还不敢碰耿金章。他已悄然派人到井冈造纸厂，收集关于耿金章的材料……在“工总司”内部翦除异己，王洪文这位“保卫科”干部已经显示了自己的手腕。
稳定“后院”
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已经很难见到王洪文的身影。
“司令”已成了大忙人，常常夜以继日在上海巨鹿路那“司令部”里忙碌着。
有时，他总算回到定海路小屋。“永忠”队的那些“战友们”，便在他的小屋相聚。
“我已经顾不上厂里的事情了。”这位“水忠”队的队长，对“战友们”说道，“‘永忠’队，由唐文兰负责。”
唐文兰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七个签名者之一，是厂组织科的档案管理员，王洪文的“亲密战友”。王洪文的意见，得到“永忠”队队委们的一致赞同。
“上海国棉十七厂是我的‘老家’，是我的后方。如果十七厂的‘文革’搞不好，我这个‘司今’在外面也当不好。后方巩固了，我也就放心了。千万可别后院起火！”
王洪文在小屋里，一次又一次叮嘱过他的“战友”。
“将来，我这‘司令’当上了市长，我们十七厂就成了‘干部仓库’！我要从十七厂调出一大批造反派，到市里、到局里去当干部！”王洪文这么一说，“永忠”队的队委们的眼里，射出了兴奋的光芒。
在小屋里，王洪文听到许多厂里的“新闻”：厂里的造反派开了盛大的欢迎会，欢迎从安亭归来的造反队员；厂党委副书记张鹤鸣已经完全靠边。他胸前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牌，在厂里扫马路。风一吹，常常把黑牌从他的胸前吹到背后，那绳子勒在他的喉头，痛得他哇哇叫；工作队长施惠珍也靠边了，向全厂作了一次又一次检查：“捍卫会”还在那里跟“永忠”队作对；王洪文关注着自己“后院”的一举一动。
“我想，从厂里抽一个小青年，给我跑跑腿。”有一回，王洪文向唐文兰提出了这一要求。
毕竟是当上了“司令”，忙得不可开交。住在“司令部”里，有时候需要从家里拿件衣服，从厂里要点材料，没个人跑腿不行。
“行啊，你看中谁，就调谁。”唐文兰当然一口答应。
“把小廖给我吧！”虽然廖祖康并没有参加安亭事件，王洪文却指名道姓，要了廖祖康。
就这样，廖祖康从最初的跑跑腿，变成王洪文的秘书，变成王洪文的贴身秘书，竟在王洪文身边工作了十年……据廖祖康告诉笔者，王洪文选中了他，当然因为在“文革”中死保王洪文；他如此死保王洪文，最初是出于感激之情那是一九六六年盛暑，廖祖康和技校的几个学生一起，在黄浦江里游泳。
游着，游着，廖祖康看见前面停泊着一艘轮船，便游向前去，爬上了舷梯。
谁知那是一艘外国轮船。廖祖康当即被船上的中国边防人员扣留。
廖祖康被押回上海国棉十七厂。他吓坏了，生怕落了个“偷渡”的罪名，从此永世不得翻身。尽管他当时登上外轮是出于好奇，可是，“文革”正在轰轰烈烈的开展，这类事情一旦见诸于大字报，马上就会招来全厂的批判。
王洪文作为保卫科干事，负责处理廖祖康问题。因为廖祖康是造反派，又是他当年基干民兵连的“兵”，王洪文就把他悄然保了下来。
“救命”之恩，使廖祖康对王洪文感激万分，从此跟定王洪文，死保王洪文。
难怪，王洪文看中了廖祖康。何况，廖祖康头脑灵活，办事能力也强。于是，就从跑跑腿开始，成为王洪文的影子。不论王洪文日后如何升迁，他始终把廖祖康带在身边。
聂元梓成了上海的“保姆”
对于王洪文来说。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是个不平常的日子——他终于见到了他所崇拜的一个女人。
王洪文从写第一张大字报起，就模仿着她；到北京串连，也特地赶到北京大学，期望着见一见她。无奈，作为上海一家工厂的小小的造反队队长，在一个月以前，还不在她的眼中。
她，聂元梓，在北京已经红得发紫。受江青耳提面命，聂元梓和她的同伙、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年教师孙蓬一一起坐了软卧，于十一月二十日抵达上海。
尽管张春桥刚刚处理了安亭事件，忙得不亦乐乎，还是拨出时间，在“中央文革”驻沪记者站的小楼上，秘密会见了这个不平常的女人。
事先，江青在长途电话里，已经告诉张春桥：“我给你调来一门大炮，专轰上海市委！”
江青所说的“大炮”，便是聂元梓。
聂元梓此行，为的是打倒常溪萍。常溪萍此人，乃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中共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在北京大学进行“四清”（亦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他受上海市委派遣，出任北京大学“四清”工作队党委副书记。他在“四清”中，保过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与当时的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无梓结下深仇。
“文革”一开始，聂元梓等七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轰倒了陆平。她不止一次扬言，要找常溪萍算帐。
“从常溪萍身上，炸开上海市委的缺口！”张春桥见到聂元梓这门大炮，喜不自禁。
他到底不愧为“军师”，指点道，“在上海，你必须跟王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