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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一看，心里顿时轻松起来。那“五项要求”已经签过，如今不过重签一下罢了。他飞快地旋开自来水笔，签下了“张春桥，1966。11。14。于苏州”。
耿金章收好了那张纸头，却又说道：“春桥同志，光是你签字还不行，还要请魏文伯和曹荻秋签字！”
张春桥感到意外，问道：“为什么？”
“因为其中有一条，‘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必须有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签字才有效。还有‘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这一条，也必须经曹荻秋签字才有效。要不，你替他签了，他赖帐，不承认，那怎么办？”
耿金章说得头头是道。
王洪文在一侧听了，不由得一惊。
张春桥那双眼珠子透过眼镜片，不由得从头到脚把耿金章打量了一番。他意识到，这位大队长不可小觑，并不那么容易对付。
好在张春桥可以借耿金章来给魏文伯、曹荻秋施加压力，他又何乐而不为呢？他眨了眨三角眼，一口答应了：“我向华东局、上海市委转达你们的要求！”
加在华东局、上海市委身上的压力，明显加重了。这不仅仅来自张春桥，来自“工总司”苏州大队，而是来自北京：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开会。陈伯达、江青向陶铸步步进逼，导致常委会同意了中央文革小组对安亭事件的处理。
一月十五日，“中央文革小组”王力给上海市委打了电话。电话是王一平接的。王力明确告知王一平：“‘中央文革’全权委托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中央文革’同意张春桥签字的那‘五项要求’！”王一平按完电话，怒气冲冲道：“王力支持张春桥，支持那‘五项要求’，是放屁。要‘中央文革’的老爷自己下来处理问题吧！”王一平把来自北京的动态，急告曹荻秋。
就在这一天，“工总司”苏州大队急电上海市委：“强烈要求把曹荻秋揪到苏州来！”
就在这一天，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和上海“炮打司令部”兵团的红卫兵，大闹康平路，要求曹荻秋到苏州去“检讨”。
“去就去！”曹荻秋和韩哲一坐上轿车，直奔苏州。
耿金章拿出了一份重新写过的“五项要求”。
“你签不签？”张春桥用咄咄逼人的口气问曹荻秋。
“我不签！”曹荻秋坚决地回答道，“我不能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组织！我不能承认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
“你不签，那你到苏州来干什么？”张春桥恶狠狠地问。
“我来苏州，是准备让他们把我押到北京去！”曹荻秋正义凛然地回答。
张春桥后来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讲话中，这么谈及：“在苏州那天，我和曹荻秋吵了两个小时。那时斗争很激烈。要他签字他不签。我说，你不签，我签！后来，他没办法，只好签了字。韩哲一也签了字。”
于是，笔者在如今保存的档案中，见到了第三份手稿。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控告队的五项要求》。文末，签着“张春桥1966。11。15。于苏州”。在张春桥的签字旁边，签着曹荻秋、韩哲一的名字。
“我保留意见！”曹荻秋签完字，仍声明道。
“我也保留意见！”韩哲一同曹荻秋一样，这样声明道。
翌日——十一月十六日，当时中国的最高权威——毛泽东，对安亭事件作出了“终审判决”。那是毛泽东在听取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之后，说了这么一句话：“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这句“最新最高指示”，立即从北京传遍全国。
张春桥笑了。他“先斩后奏”成功了！他对安亭事件的处理，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和支持。
王洪文笑了。“最新最高指示”等于承认了“工总司”的“五项要求”。“工总司”胜利了！巴跛玖睢笔だ耍？
第六章 踏平“赤卫队”
在各派纷争中翦除异己
王洪文笑了。
笑容一转眼就从王洪文脸上消失了。
王洪文陷入了“工总司”内部尖锐的各派纷争之中。
从上海愚园路二一八号的红都剧场，不断传出使王洪文坐立不安的消息：那个在一夜之间跃为头头的耿金章，是个桀骜不驯的人物。此人把那一千多造反队员带回上海，并不解散，却在红都剧场聚集，酝酿着成立新的工人造反组织，脱离“工总司”！一旦另立门户，那就要从王洪文手下“独立”！
原本叫“工总司赴京控告队”，又称“工总司苏州大队”。此刻，耿金章想换名为“苏州兵团”。他的队伍在迅速扩大。须知，从苏州返回上海的那一千多造反队员。大都是各工厂的造反队骨干。他们一回厂，招兵买马，扩大势力。只不过短短几天之内，耿金章手下便拥有几万之众。
在“工总司”内部，“副司令”潘国平不时跟“司令”王洪文闹磨擦。好在小潘不过毛头小伙子，怎么闹，也跳不出王洪文的手心。
耿金章毕竟不是潘国平。耿金章已经四十一岁，有着丰富的社会经验和颇强的组织能力。何况论“牌子”，论“成份”，耿金章不比王洪文差，他也是党员、复员军人、干部。他已成了王洪文的心腹之患。
好不容易“胜利”了。在“胜利”面前，分裂，又严重地威胁着王洪文的“司令”宝座。
不安的消息，不断传来：张春桥派人、派车前往红部剧场，把“苏州大队”第一把手周宝林接往兴国路招待所，与他密谈。张春桥居然给周宝林派了一辆专车，要他前往南京，召回“工总司”滞留在南京的一批造反队员。
张春桥派周宝林去南京，却不派王洪文去南京，这不由得使“司令”吃醋了！或许是那次昆山之行，王洪文显得太无能了，张春桥再也看不中他？！
二十出头的周宝林，没有王洪文那么多的心眼。他从张春桥那里出来，就给王洪文挂电话：“春桥同志要我去解决南京问题，你跟我一起去吧！”
王洪文一听“你跟我一起去吧”，心里就冒火了。我是“司令”，怎么变成了“跟”你去的人物？虽然王洪文在电话里漫而应之：“行啊！”可是，当周宝林的“专车”驶抵巨鹿路“工总司”的“司令部”，却找不到王洪文。
“刚才他还在这里嘛！我的电话是打到这里的。”周宝林问那里的人。
“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王洪文到哪里去了！”“司令部”的工作人员摇头道。
重任在身，周宝林不敢久等，驱车直奔南京。他在安亭受了寒，正发高烧，便带弟弟同去南京。
对于这位小伙子来说，平生还是头一回坐“专车”，头一回接受“中央首长”的使命。他显得很兴奋。
车子还没有抵达南京，江苏省委、南京市委已接到张春桥的通知。周宝林一到南京，马上受到了江苏省委领导许家屯的接见“……滞留在南京的”工总司“造反队员在戴祖祥的率领下，坐上火车，返回上海。王秀珍也坐上了火车。只是她那时尚未崭露头角。
由于周宝林去南京的缘故，戴祖祥率领兵马回到上海，便前往红都剧常耿金章与戴祖祥紧紧握手，筹划成立“联合兵团”最初的名字，打算叫“苏州·南京联合兵团”。
这个“联合兵团”的崛起，当然要与王洪文唱对台戏。
不过，耿金章与戴祖祥也都是“独立性”很强的人。他们的“联合”，迅速告吹。
于是，他们各自宣告“独立”：
戴祖祥宣告成立“北上返沪第一兵团”。
耿金章宣告成立“北上返沪第二兵团”。
还有四十来个人，在苏州冲上火车，居然到了北京。他们回到上海之后，也扩大人马，宣告成立“北上返沪第三兵团”。
“工总司”顿时分裂为四：王洪文的“总部”和那三个“兵团”。
“兵团”的头头们也由封“司令”。虽然他们山挂着“工总司”的牌子，可是并不听命于王洪文。
“一兵团”、“二兵团”的势力，猛然膨胀。特别是“二兵团”，实力很快超过了王洪文的“总部”。
这时候的“工总司”，犹如春秋战国的诸侯们一般，你争我夺，都想成为霸主。
王洪文这“司令”贬值了。尽管他斥责别人搞“分裂主义”，也无济于事。
“司令”突然下令召开“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