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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华国锋结束了一分多钟的国庆讲话之后，座谈会也随之结束了。在那非常时刻、特殊时期，人民共和国的生日没半点欢乐的气氛。
王洪文坐上红旗牌轿车，突然，他对身边的秘书说：“明天，把摄影师喊来，给我拍几张标准照！”
秘书茫然，但又不好向“王副主席”问“为什么”，只得点头道：“好。一定照办。”
十月二日：急拍“标准照”
刮脸。吹风。对着镜子照了几次，直到满意了，王洪文才去换衣服。
他穿上一身笔挺的中山装，坐到摄影灯光下。
“拍几张黑白的，也拍几张彩色的！”王洪文吩咐道。
“咔嚓，咔嚓……”拍完之后，摄影师正想收拾灯光，王洪文却吩咐秘书说：“把我的军装拿来，拍下我的军人形象。”
又是黑白的，彩色的；戴军帽的，不戴军帽的。
总算都拍完了，摄影师以为完成任务了，收好了灯光和照相机。
忽然，王洪文想起了一桩要紧的事：“再给我拍几张！”
还要拍什么“形象”呢？
王洪文脱下军装，居然又重新穿上中山装。直到他对秘书说“把像章拿来”，摄影师才恍然大悟。
王洪文在胸前别上毛泽东那“光芒四射”的像章，又坐到照相机前。哦，这一回要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形象！
折腾了半天，摄影师才算给“王副主席”拍完了“标准像”。
据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光明日报》第三版发表的新华社记者述评《清算“四人帮”利用新闻照片反党的滔天罪行》一文披露：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二日，王洪文总共拍了一百一十四张照片，其中穿便服、中山装的五十三张，穿军装的十六张，办公照片二十一张，室外单人像二十四张！
一口气拍了一百一十四张照片之后，王洪文叮嘱摄影师：“今天就给我把照片送来！”
“这么急？”摄影师满脸惊讶。
“只争朝夕！”王洪文用毛泽东的诗句答复摄影师。说毕，狡诈地笑了一下，补充说道：“先是各印一张八寸的送来，我挑选一下。选中的，要仔细修版，要大量地冲印！”
“大量冲印？”摄影师又感到困惑。
“你去冲洗吧！”王洪文挥挥手，不作任何解释，把摄影师打发走了。
当摄影师忙于冲印照片的时候，王洪文忙着给上海挂长途电话。他用“洋泾浜”的上海话说道：“小廖吗？侬勿要‘热昏’！”
小廖，王洪文的贴身秘书——廖祖康，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文革”前，王洪文担任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基干民兵连长时，廖祖康便是王洪文手下的“兵”。那时的廖祖康，是上海国棉十七厂技校学生，基干民兵。廖祖康的养父廖士元，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木工。
在“文革”中，当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揭竿而起的时候，廖祖康在技校也发起成立了“革到底”造反组织。他们同“造反”，共“战斗”，建立“火线”之谊。
廖祖康头脑灵活，颇有社会活动能力，被王洪文所看中。当王洪文成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之际，需要“配备”秘书，他点名要了廖祖康。
王洪文青云直上，廖祖康一直紧随左右。当王洪文调往北京，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廖祖康也就成了“副主席”的秘书。
前些天廖祖康请假回上海，因为他要在上海结婚了，婚礼定于十月七日举行。
王洪文预感到总摊牌的时刻已经不远。在如此关键的时候，他本来是不会让心腹廖祖康离开身边的。然而，他却爽快地同意了廖祖康回沪。
喜糖和鲜花掩盖了廖祖康此行的特殊使命。上海毕竟是王洪文的“基地”。军机不可泄，无法用长途电话或信件传递。
离京前，王洪文给廖祖康面授机宜……
十年的“战斗友谊”，使王洪文对廖祖康绝对信任。但是，他担心这个小伙子被女人迷住而“热昏”，耽误了军机大事。正因为这样，他迫不及待地给廖祖康挂了长途电话……十月三日：在平谷县“吹风”十月三日，红旗牌轿车东行。
王洪文在北京东郊的平谷县露面。
在天安门城楼大厅上，王洪文没有捞到讲话的机会。此刻，他借平谷县的话筒说出心里的话。
他学着毛泽东当年的口吻，提出了一个四座皆惊的问题：“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
鸦雀无声，无人敢于回答这样的“尖端”问题。王洪文捏紧了拳头，挥了挥，大声地喊出了两个字：“打倒！”
王洪文自问自答之后，借这个话题加以发挥：“别人搞修正主义，我要打倒他；我搞修正主义，你们也来造反。”
“最好是不出修正主义，但这只是个人愿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王洪文扳着手指头，数了起来：
“建国以来，中国就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不出是不可能的。”
说到这里，王洪文提高了声调，把话讲得明白不过，如同一层窗户纸一般，一捅就破，谁都可以听清楚他的话的真正含义：“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
“不只是邓小平搞修正主义，出是可能的，不出是奇怪的。”
“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
王洪文一边说着，一边把眼睛睁得大大的！
堂堂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怎么忽地来到一个小县城说这番话呢？
这里用得着当时流行的名同，叫做“吹风”。所谓“吹风”，就是给下边透点口风。
因为是在基层“吹风”，话就可以讲得很随便、很明白。只要在一个基层单位说了一番话，很快就会通过种种“内参”渠道把漏出的口风“吹”遍全国。
就在王洪文平谷“吹风”的前两天，江青在清华大学吹起一阵风：“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上，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没有开除，只是‘以观后效’，以后会有人为他翻案。
“我也要向你们年轻人宣誓，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王洪文、江青毕竟是“中央首长”，在“吹风”中只能透露一点风声而已。那个“交白卷的英雄”张铁生，毫无顾忌，在辽宁“吹风”时直截了当地说出了王洪文、江青的心里话：“现在，我们的国家好象一个大家庭一样，父亲去世了，家里有老大、老二、老三，只能靠老大领着过日子。现在的问题是，老大是不是可靠？！我说的充满着担心就在这里。
“华国锋现在是第一号人物了，国家的一把手，已经是很显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干什么？他在计委会上的讲话，与洪文的讲话就不一样……华的讲话对右字号的人是个鼓舞。
“总之一句话，目前，我对国家的领导人，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很担心，尤其是对军队充满了担心。”
骂邓小平，骂华国锋，骂军队，王洪文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了“神圣同盟”。人民共和国在二十七岁生日之际，处于最危险的时候。
十月四、五日：上海异常动向
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不知道从哪里吹起一阵风：十月十日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蒋帮预定要在这一天“反攻大陆”。
尽管海峡风平浪静，可是，上海的民兵已开始集结，加强值班——理由是“名正言顺”的，为了“备战”，为了粉碎来自海峡彼岸的突然袭击。
令人费解的是，上海民兵并没有杀向海防前线，却在东海舰队机关附近修筑工事。
坐镇东海舰队司令部的，是一位年逾花甲、目光炯炯的军人。他和士兵一样，穿着没有军衔的蓝色制服，而在二十一年前——一九五五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他，原名苏七生，湖南平江人，一九三○年入党。如今，他名唤苏振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一政委。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席了那个国庆座谈会之后，知道上海情况异常，奉叶剑英元帅之命，急匆匆飞回了黄浦江畔。
十月四日，苏振华上将给叶剑英元帅打来电话，报告上海民兵的不正常的集结。
“注意他们的动向！”叶剑英马上意识到，这表明上海的民兵在准备动手。
两天前——十月二日，东北方向已发现异常行动：江青的亲信、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身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曾通知孙玉国把沈阳部队一个装甲师调往北京。
叶剑英获悉之后，立即去电，命令该装甲师停止前进，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