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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龙云等联系，希望勿再兵戎相见，彼此保持友好安宁。云、贵、湘、粤这几个邻省，都不同程度地害怕桂系，今见粤桂结盟，云、贵、湘更怕受其侵害，因此都愿与广西和好。省境安宁后，李、白便以卧薪尝胆，十年生聚的精神，励精图治，他们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建设广西，复兴中国”。因李宗仁为了巩固粤桂联盟，此时不得不长住广州，建设广西的任务，便落到了小诸葛白崇禧的肩上。李之对白，一向是专任不疑，由白崇禧放手搞去。白崇禧虽然足智多谋，但在他的思想武库里，治世之道除了管仲、孔明的谋略外，并没有什么新式武器可供使用，他的理想，仍不离王霸之业。李宗仁把广西的军政大权交给了他，他便以管仲“作内政、寄军令”的一套政策，搬到他治下的广西来，提出了“三自，”三寓“政策，作为建设广西的纲领。”三自“政策是：自卫、自治、自给：”三寓“政策是：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白崇禧也知道，当今的中国，虽然也象春秋战国时代那样群雄割据，混战不已，但治世之道，也不能赤裸裸地摆出管仲那一套来，因此，他不得不给他的”三自“政策贴上一张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标签，以便号召。有一天，他到广西大学去演讲，向教职员工阐述他的”三自“政策，他说：
“三自政策就是自治、自卫、自给，是根据孙总理的三民主义制定出来的。以为要能自卫，民族才能自由；要能自治，民权才能实行；要能自给，民生问题才能解决。因此，三民主义可以说是三自政策的理想，三自政策可以说是三民主义的实行……”
恰好此时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先生在座，马君武是个老同盟会员，三十年前，白崇禧还在老家会仙高等小学，跟李任仁先生念“人之初”的时候，马君武便在日本东京与黄兴、陈天华等人起草了同盟会章程，并在《民报》上撰文倡导民主共和。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的时候，马君武任实业部次长代理部务。民国十年，孙中山开府广州，任非常大总统，马君武任总统府秘书长。一个月后，孙中山派马君武回广西任省长，那时，白崇禧和黄绍竑还在百色当营长。马君武自从在贵县罗泊湾遭俞作柏部袭击后，到广州不久即去上海，直到民国十六年黄绍竑当了广西省长才请马君武回桂创办广西大学并任校长。马君武一心办学，短短几年间，便把广西大学办得颇有名望。但是，马君武对白崇禧的“三自”“三寓”政策甚为不满，因为“寓将于学”一项，必须在学生中实行军事训练。马君武抨击此项最力，指责白崇禧军人不懂教育，蹂躏学界。只顾军事，不顾其他，有如头重脚轻，欲行不得。白崇禧听了虽然气愤，但因马君武资格太老，名望太高，一时也不敢动他。这次，马君武见白崇禧滔滔不绝地讲着“三自”政策，还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也扯上了，心中一时火起，遂插话道：
“白副总司令，‘三自’政策好是好，我看如果再加一‘自’，那就更好了。”
白崇禧一愣，心想这马老夫子一向和他唱对台戏，何以今天倒贡献起建议来了？只得把话打住，问道：
“不知马先生有何高见？”
“这一‘自’，就是‘自杀’！”马君武站起来，用手杖使劲戮着地板，大声说道：“自治、自卫、自给——自杀！”
白崇禧气得脸都发青了，他是个铁腕人物，岂容别人反对他的政策，因此马君武只得辞职走开。白崇禧即令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兼任西大校长。白崇禧在贯彻他的“三自”“三寓”政策中，虽然专横跋扈，雷厉风行，但却颇能以身作则。他提倡廉洁苦干的精神，自己平日身穿一套粗布灰军装，腰上扎条皮带，戴只灰布军帽，脚穿青布鞋，象士兵一样打着人字裹脚。只因他戴着一副无边近视眼镜，才象一个参谋军官，不然便是一个十足的桂军士兵了。他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从无倦意。不但衣着朴实，吃的饭食也甚为简单，不招待来宾贵客，不设宴会。白崇禧精明能干，艰苦奋斗，手段强硬，在他督率之下，广西从上而下，刻苦奋斗，蔚然成风，赌博、贪污之事极少，社会风气为之一变。经过几年的生聚，无论财力、军力、民力皆得到较大的恢复和增长。在全国一派混乱破败的形势下，广西俨然已成模范之省焉！
有国联远东调查团团长李顿者赞曰：“假如中国有两省这样干去，日本就不敢侵略满洲了。”
德国驻粤总领事官阿登伯博士到桂视察商务，亦赞曰：“由梧到岂沿途所见，觉广西秩序甚佳，各项建设已有显著之进步。”
日本记者和田济叹曰：“广西有着险峻的地形，慓悍的军队，名战的将领，和大广西主义的精神，谁想把他蹂躏，我敢说是徒然空想。”
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评论曰：“广西给我的第一个好印象，是全省没有迷信的恋古的反动空气；广西给我的第二个好印象，是俭朴的风气，一进了广西境内，到处都是所谓‘灰布化’；广西给我的第三个好印象，是治安。广西全省只有十七团兵，连官兵共有二万人，可算是能裁兵了，但全省无盗匪，人民能享受治安的幸福。”
抗日名将蔡廷锴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对当时经过广西的情形，亦有记述：“由我这几天旅行，我得到了一个感觉，从公路我们可以看到，或者说可以推断广西、广东、湖南的政治的成就。在广西、湖南的公路，都平坦良好，可是一过宜章，踏上广东地，那就不同了，简直是初筑的路胚，在凹凸不平的路面上行车时，常把我们抛起与车顶相撞，讨厌极了。广东亦不比广西、湖南穷，正相反，广东是南方最富的省，器具、材料并不比别省缺乏，这种破烂的公路，实显现了过去政治的腐败。”
时任上海《新闻报》记者，后任《大公报》和《新华日报》记者，在抗战中成为名记者的陆治先生，在三十余年之后，撰文回忆他当年到广西采访的情景时，这样写道：
“初次到广西给我的印象是办民团，实行军训，走向全省皆兵，这对当时许多人主张抗日救亡也起鼓舞作用。尤其重要的，八年抗战中，广西出兵员之多，仅次于四川，而桂林与柳州两地也曾在战时发挥过基地的作用。”
白崇禧不愧是统兵的强将，治世的强人。三国时代，给诸葛亮几十年的偏安局面；然而民国年间，对小诸葛却颇为吝啬，只给他几年时间。正当白崇禧醉心于实施他的“三自”，“三寓”政策的时候，统治广东的“南粤王”陈济棠也正醉心于他的“事业”之中。
“大哥此次进京，有何观感？”
陈济棠在广州梅花村三十二号他的公馆里，手托水烟壶，向刚从南京回来的胞兄陈维周关切地问道。
“好！好！好！”陈维周点着头，连说了三个好字。他身着绸长衫，摇一把大折扇，留两撇八字须，把乡村学究、师爷、道公和风水先生的特点集之于一身，看起来很有点不伦不类的模样。
“如何好法？”陈济棠问道。
“据我此次进京观察蒋介石的相格运气，和到奉化看蒋家的祖坟风水，蒋介石气运将终，明年便要垮台，且将一蹶不振，而伯南你的相格高贵，大运已到，风水又好，必有很大作为，不应坐失时机。”
“好！好！好！”陈济棠掂着手中的银制水烟壶，也连说了三个“好”字，仿佛他手上已经托着蒋介石的江山了。
原来，陈济棠在古应芬的撮合下，联合桂系和国民党内的反蒋派开府广州，割据岭南后，他乘时趋势，完全控制了广东的军政大权，成了名符其实的“南粤王”。可是好景不长，不久古应芬因拔牙死去，之后撑着西南反蒋局面的党国元老胡汉民也因脑溢血去世，陈济棠政治上顿失依靠。军事上，蒋介石集中了一百万大军，在第五次围剿中，摧毁了江西红军的根据地，红军被迫长征，远走陕北。陈济棠与蒋介石在军事上的缓冲区顿告消失，陈、蒋两军短兵相接，冲突在即。而蒋介石在解决江西苏区后，正在酝酿解决广东问题。
蒋介石乘胡汉民去世之机，派司法院长王宠惠来粤吊丧，向陈济棠提出取消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改组广东省政府，改组陈济棠的第一集团军，各军、师长由蒋介石的军委会重新任命，以中央银行的法币替代广东省银行的毫洋等要求。陈济棠感到，蒋介石的刀已架在他的脖子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