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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也是做工作嘛，我看可以去。怕犯错误把自己手脚捆起来，我才不干！共产党不怕帝国主义，不怕蒋介石国民党，难道对资本家就怕起来了？难道吃了这餐饭就会丧失政治立场？难道你们不会利用吃饭的机会去了解他们，去对他们做点思想工作？我带头，你们敢去的跟我去，有工作的，不敢去的，我不勉强。”结果，陈毅不仅带了刘晓，潘汉年和许涤新等领导干部应邀同去，还将张茜和孩子们也带去。他有用意：要与布尔乔亚们“交朋友”。
陈毅摇着大把大葵扇欣然赴宴，地点是荣毅仁的家里。大家拉家常问情况，亲切坦率，谈笑风生。一直吃到晚上11时，才散场。虽未讲政治道理，但疏通了彼此间感情，影响很大。
工商界的一些上层人物有的说真想不到这位叱咤风云的将军，竟有这样的人情味；有的则说，这是共产党团结工商界的一次感人的动作。
2。4 六个“绝密”报告
自1950年3月12月到5月10日，陈毅给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写了六个“绝密”报告。
三月上旬，陈毅收到一封“专呈陈市长亲启”的信，是刘鸿生老先生的亲笔。没想到，这位最善经营实业的资本家竟表示，要将所有刘家企业“全部交给国家”，因为“企业实在难以维持下去了”。
第二天，刘鸿生就被请来了。这位昔日的“煤炭大王”神情不安地坐在皮沙发上说：“陈市长，你是知道的，我只有一笔钱。公债买了十几万份，要缴款，还要纳税、补税，还要发工资。现在，存货销不出去，资金周转不动。……”刘鸿生一口气说了许多。
“你是不是有些后悔不该从香港回来呀？”
这直率的提问使刘鸿生一怔，沉吟良久没有说话。
“刘鸿老，你也清楚这些困难是怎么造成的。拿申新九厂来说吧，纱锭十三万，是全国最大的私营纺织厂，为什么搞不下去？几百万美元的资金流到香港，股东红利分得太多，厂里又大量浪费。加上美蒋封锁，国内外市场没有恢复。近来又有一个新的因素：物价平衡了，消费者、投机者抢购商品的虚假购买力也消失了，产品售价低于成本还不大卖得出去。
这当然很困难了。“停了停，陈毅又用恳切的语气说：”我相信你的困难。可是，也要你相信，政府一定会帮助你们度过难关。工人也会体谅你们，这一次年终奖，不是普遍比去年少拿百分之三十到五十吗？“
“是的”。
“知道你们章华厂很吃紧。毛料呢绒，目前不大有人买。
但章华是我们中国最好的毛纺厂，将来销路肯定好，还应该争取出口哪！“
听到这话，刘鸿生动容了。这正是他的宿愿啊——中国毛料打入国际市场！可是现在连资金都……
“你算算看，目前需要多少钱才能维持？”
“……要两百六十个亿呢！”（此为旧币，即现在的六十万）
“好”。陈毅很干脆，“请你回去和章华厂的工会商量一下，只要他们肯出证明替你担保，政府可以贷款给你。”
刘鸿生喜出望外，但旋即又怀疑这是不是真的。
“刘鸿生，你不用多顾虑。国家对于真正有困难又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是舍得出钱扶助的。国家搞财政统一，发公债、收税款、并不是‘看相’你们那点钱，要揩你们的‘油’。这是为了增强国家财力，从根本上稳定物价，同时也支持正当工商业发展嘛。”
近些日子来，陈毅耳中听到了各式各样的牢骚怨忿之声。
很明显，对于“二·六”轰炸后的上海工商业，每月四千亿的税收，加上公债交款，工资发放，负担是重的。工商业交税买公债完全应该，固定的财政收入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利益，绝不能马虎。但是，是否要得太急了呢？
“牛奶要挤，”陈毅对统战部的同志说，“可不能把牛挤伤了啊！”
陈毅深感有必要向中央主席报告。
这天，他去华东局开会，当时还担任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字斟句酌地对陈毅说：“目前的状况、要很好考虑。你是不是给中央发一个电报，汇报上海的情况？看来这很有必要。”
是啊！“很有必要”，这是一致的。但是，向中央汇报些什么事实，提出些什么建议呢？书记没有继续表露自己的看法。
一迭稿纸铺在面前，已经好一会儿了，上面还只写了开头的一行字：“毛主席、中央并华东局：”在陈毅看来，“报喜不报忧”决不是无产阶级的态度。他决心如实反映情况。
主意一定，他笔下生风，很快把上述的种种经济困难，向中央和盘托出。最后，他写道：“我们认为：上海负担××亿元税收任务必须完成，但步骤上应作详细考虑：……”
写毕，他在末尾署上了“陈毅3月12日”，用红笔在一角标上了“AAAA”（表示秘密等级的符号）交给秘书送有关同志阅后，即行抄发。
十天以后，在上海大厦十三层楼，市委统战部召开一个小会，陈毅得悉，也赶来参加了。
与会者记得，这一天的陈毅，完全没有往日谈笑风生的兴致。他眉头紧锁，讲话的时候既不坐也不站着，而是在会议室那头不停地走过来，走过去。
“现在群众牢骚很多啊！说：”国民党虽坏，还有碗饭吃，共产党样样都好，就是没有饭吃。‘这种现象，和我们进上海时万人空巷一片欢声的情况是完全不同了！“陈毅过走边说，忧心忡忡。他讲到，连日来，工厂商店还是一家接一家地停业倒闭，失业工人一批又一批地找到劳动局，向政府要工作，要饭吃。”
陈毅连日召开工商座谈会，上海各行各业具有代表性的大老板都应邀参加。陈毅请了谭震林代表华东局出席。
这可是一次“最踊跃诉苦”的会。开会毕，陈毅问谭震林有何观感，谭震林笑着说：“看来他们的叫苦还是有组织的咧！——不过，他们提出的具体困难，像代纺代织，必要的停工解雇，特别是改善税收，我们应当考虑。”
陈毅很赞同。他把这些情况如实写在3月28日发给中央的第二个报告里。
上海的税收情况确实令人惊讶。
三月份，上海因为要补足欠税，税额增加到五千亿元。但奇怪的是，在经济如此困难的情况下，税款竟收了五千八百亿，超额百分之十六完成任务！对此，有人喜，认为成绩巨大；有人忧，担心“杀鸡取蛋”。而税务局长本人，则很自信，似乎胸有成竹。
“资本家就是蜡烛，不点不亮。”税务局长毫不隐蔽自己的观点。“既然他们钻‘自报实缴’的空子逃税漏税，我就查他们的帐，出了问题，抓住了就重重地罚！”
有人提出异议：“这样做，不合乎政策。”
税务局长满不在乎：“什么政策不政策，任务就是政策，税收任务不完成可不行。把资本家搞光了，又有什么了不得？
把他们厂子拿过来，也不过是早点晚点的事……“
“啪”！陈毅拍案而起了：“不许你这样胡说八道！你就用这种态度来执行党的政策吗？”隔了一会儿，陈毅说：“方才说到‘查帐查罚’的做法，很不对头。有人反‘右’很勇敢，就是不敢反”左“。括号里的‘左’，为什么不可以反对呢？我们党历史上，李立三路线和第一次王明路线的‘左’倾，不是使我们党吃过很大的亏吗？我认为；只敢反‘右’而不敢反‘左’，并不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
四月四日，陈毅给中央发了第三份电报。其中有一番话很耐人寻味：“上海市第三次各界代表会将于灰（十日）召开。群众仍然在我们领导下，不会为别人领导去的。”
陈毅在给中央的电报里继续如实地“报忧”：三百个厂长经理逃去香港。失业职工人数已即要增加到20万人，连家属需要救济的将超过50万人。有的人还说什么：“可惜啊，共产党丧失了人心！”
如果在十个月以前，解放之初，开这样一次代表会议，会场上当然会响起一片对共产党的热烈欢呼。然而现在，会前就传出种种流言蜚语，有的人说是“遍地干柴，一点即燃”；有的人还说要组织游行到市府请愿；不少好心的朋友为陈毅担忧。
陈毅倒反而显得从容不迫。会议临开幕那天中午，他安坐在办公桌前挥毫起草，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了第四份电报。
临上车前，他又读了一遍，交给秘书发出。这份电报中说：“……多年来的毒到目前已到迸发的时候，其困难和紧张是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