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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解放事业曾出生入死、屡建奇功的将军、元帅，终于走完了生命的全部历程。逝世时，没有一个亲人、朋友在场。直到去世的第二天，他的侄女彭魁梅才被通知去向遗体作最后的一别，并且规定不许哭出声。遗体很快便被偷偷运走，秘密地火化了。
此后彭德怀的骨灰怎么处置，放到了哪里？外人不得而知，就连他晚期唯一能见到的侄女彭魁梅也不得而知，一直是个神秘的谜。
1975年，四川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李大章调到北京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大章的夫人孔明和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曾于1940年至1942年在太行山西北局妇委共过事，相处甚好。孔明进京以后，曾特地去看望过浦安修一次，并对她说，彭德怀的骨灰被秘密转移到了成都，此后李大章又告诉了她详细情况，但同时要求她绝对保密。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浦安修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陈云。陈云在家中还给她留了一张小字条，告诉她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将很快解决，三中全会决定给彭德怀、陶铸同志平反昭雪。浦安修顿时感到心中轻松了许多。
人死灰亡，这一沉痛的打击使浦安修时常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之中。她清楚地记得，1965年11月她去北京送彭德怀去三线参加工作之后，两人一直未有机会见面。直到1967年7月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批斗会上，老俩口一起被拉到批斗台上时，她才偷偷看了彭德怀一眼，但却连一句话也没能说成。她万万没有想到，这偷偷的一瞥，竟成了她和彭德怀的永久诀别。唯一能使她得到一点安慰的是，彭德怀的亡魂又回到了他曾经战斗过的西南三线工地。她明白：彭总离不开大三线，三线人民也热爱彭总。他虽然去世了，但他仍活在三线人民之中，相信彭总的骨灰是会被妥善保存的。但又一想，在那个动乱的年月，老伴的骨灰难免不发生差错。因此，她又感到不安。当得知中央军委筹备彭德怀追悼会的工作人员正在到处寻找彭德怀的骨灰时，便立即向他们汇报了上述情况。
3。2 化名存骨灰
成都的冬季，天气格外阴湿寒冷。天刚一亮，大地便笼罩在厚厚地浓雾之中，使人感到格外的压抑和神秘。
1974年冬季的一天早晨，有两位身穿军装的人乘飞机从北京来到成都。其中一位姓李，30岁左右。他们带着中央专案组的介绍信，指名要见四川省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成都军区政委刘兴元和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李大章及省委书记段君毅。三位省委领导同志接待了他们。来者向他们传达了中央首长的指示：“我们送来一个骨灰盒，里面装的是彭德怀同志的骨灰，经组织决定更名改姓送到四川存放。这个骨灰盒放在一般群众存放骨盒的地方就行了。放好后，不准任何人移动，要动须经中央军委批准。这些情况，你们知道就行了，不准向任何人透露，绝对保密。”
三位领导听后心里愣了一下。李大章清楚地记得，彭德怀是1965月11日底来成都担任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的，当时安排住在永兴巷七号。他以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四川省省长的身份多次去看望过他，共商西南三线建设的一些事情。
1966年底，彭德怀被绑架到北京后，就再也没有听到过彭总的消息了。现在突然听说彭总去世了，而且骨灰又回到了西南三线，回到了他工作过、生活过的成都。这一突然而来的消息，使他一下暗然神伤，不知如何是好。沉思片刻后，他强自镇定，向二位军人表示：“省委一定认真存放好彭德怀的骨灰盒，绝对保守秘密。”
二位军人这才离开省委大院，回到下榻的锦江宾馆西楼南侧一楼38号房间，听候省委派人接收骨灰盒。
三位省委领导商量后决定，由段君毅安排负责，迅速将彭德怀的骨灰盒安全转移到成都东郊火葬场。段君毅把这个任务交给省委、省革委会办事组组长杜心源去完成，杜随即又打电话让办事组一位副组长张振亚具体负责办理此事，并严肃认真地说：“一个重要负责同志的骨灰已送到成都，你找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商量一下，存放好，没有省委批准，谁也不能移动。至于这位负责人是谁，我不知道，你们也不要打听，要绝对保密。现在你到锦江宾馆找中央专案组派来的两位军人联系承办。此事一定要办好，不可出现任何差错。”
张振亚感到事关重大，随即驱车来到锦江饭店。二位军人告诉他：“我们奉命来到成都，中央首长及周恩来总理指示我们送来一个人的骨灰盒。此人叫王川，男，他的骨灰盒须存放在成都。”张振亚回答说：“省委领导已布置安排了，请放心，我们一定将骨灰存放好，绝对保密。”二位军人还是不太放心，一再叮咛：“骨灰盒一定要存放好，要绝对保密。”
当时四川省委正在锦江饭店召开地委书记一级干部会议。张振亚便打电话找来省革委办事组行政处副处长杜信，并郑重其事地向杜信交代说：“有个骨灰盒，需要放在成都，这个事情你去具体办理一下，要绝对保密。办理过程中还需开什么介绍信，你开就是了。两位军人就住在楼下38号房间……。”
杜信二话没说，便来到38号房间。两位军人正在沙发上坐着，见杜信进来，很有礼貌地起身让座，并从桌柜里取出一个用粗木板钉成的骨灰盒。骨灰盒上油漆尚未干，盒上贴了一张小条，写着“王川，男”三个字。杜信把骨灰盒放进自己的提包里，与二位军人并没办什么接交手续，便离开了锦江饭店。
离开锦江饭店以后，杜信持省革委会办事处的介绍信，乘车来到市民政局，一位管业务的同志看了他的介绍信。杜信说明了来意，这位同志便问：“什么骨灰盒？”杜信只是说：“省委领导同志交办的，也不好对外讲。”“没问题，你去办说是了。”杜信仍不放心，问道：“要不要局里转个介绍信？”这位同志说：“不需要。你到殡葬管理所，我给你打个电话讲一下就行了。”杜信这才离开了市民政局。
从殡葬管理所出来后，杜信又马不停蹄地来到火葬场办公室，找到火葬场负责人辛自权老师傅。辛师傅60岁了，办事热情负责。杜信对他说：“有一个骨灰盒需存放在这里，这是省委领导同志交待我来办的。我已到市民政局和殡葬管理所去了，他们叫我直接来找你联系存放。此事非同一般，你必须做到以下三点：第一，要妥善保管，不能遗失。第二，这个骨灰盒，没有我或省革委办事处的介绍信，任何人也不能取走。第三，有什么变动或意外情况须立即通知我，我给你留下电话号码。”
辛自权师傅看了介绍信，又看了看骨灰盒，随即满口答应。并让女青年张泽珍填写了一份骨灰寄存单，单了写着这样一些字：姓名：王川；性别：男；终年：32岁；籍贯：四川成都；火葬时间：74年9月；寄存时间：三年，自74年12月23日起，77年12月23日止；委托人姓名：杜信；是骨灰什么人：同事；通讯处：省革委办事组；骨灰编号：合第273号。
在发证记录栏内，杜信收证，并签了字，写上了年月日：74。12。23。。
在填单过程中，杜信很费了一番神思。他估计这个骨灰盒里一定装着一位重要领导同志的骨灰。但骨灰盒上除了“王川，男”三个字外，什么也没有，其它事自己又不知道。
当时中央领导同志中没有王川这个名字，他估计王川肯定是个化名。省委领导同志交待骨灰盒要长期保存下去，为了万无一失，他在填写年龄时没有写60多岁或70多岁，而是写了32岁。
临行前，杜信一再叮嘱辛师傅一定小心在意，不能有半点差错。
杜信走后，辛自权老师傅觉得老大不对劲，一连串的问题在他脑海中闪现：王川，男，32岁，籍贯成都，但在北京火化，由北京远道送还故乡，为什么没有一个亲属在场呢？骨灰由省革委会出面寄存，自然和省革委会有一定关系，难道省革委还付不起区区小费吗？倘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没有完备的手续，短期暂存也就行了，为什么要上架发证，还要求长时期存放呢？问题归问题，他心里清楚，这肯定是个来头不小的人物的骨灰，且其中必有隐情。因而他也格外小心在意。一直到他退休之后，还坚持每周骑自行车来查看“王川”的骨灰盒。
此后，张振亚与杜信从未对任何人透露过此事，但心中老是放心不下，曾悄悄到火葬场看过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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