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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变”的不是徐向前的性格，环境和场景变了，时代不同了。徐向前还是徐向前，“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他的血管里奔涌着军人的血液，也有书生的血统。
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挑唆下，不明真相的毛泽东暴怒了。1967年2月18日深夜至19日拂晓，毛泽东召开会议，盛怒之下大发雷霆：“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我同林彪南下，再上井岗山打游击。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会议确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他们。在残酷的迫害，无情的打击下，徐向前再次缄默了。他对政治事件的一贯“滞后”反应，使他不可能对文革有全面清醒的认识。
几十年血雨腥风，他打破了张国焘代表中央“一贯正确”的神话，但没有打破由对毛泽东的崇信和热爱而自我编织的“神话”。
3。4 “我得了五个鸡蛋”
“疾风知劲草”。毛泽东在斗争中识别了林彪，也理解了包括徐向前在内的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他逐步起用一些老革命家，亲自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并为“二月逆流”平了反。
特别是请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并在中南海接见了各位老帅。
毛主席握着徐帅的手，满怀深情地连声说：“好人！好人！”
徐向前一生饱经忧患，给人留下了严肃、庄重、寡言的深刻印象。其实他是一个很爱笑，也很会笑的人，他是一个很幽默的人。他在做报告的时候，常以风趣而又通俗易懂的语言逗得战士们哄堂大笑，并在笑声中轻松愉快地接受了他讲的道理。
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在选举“九大”代表时，中央碰头会议成员作为当然代表，而与“二月逆流”有关的几位老共产党员，经毛泽东提名，下面非选不可，才当上了代表。大会在选举中央委员时，林彪、江青一伙又践踏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玩弄阴谋诡计，对几位老革命家，采取各组分配票数，指定人投票，以达到控制不准超过得票半数太多的目的。1500名代表的大会，徐向前得票最少，只有808票。徐向前回家后自嘲地对黄杰说：“我得了五个鸡蛋”。在那个时刻，还能有如此聪慧的幽默，该是何等的大智大慧和坦荡襟怀。
粉碎“四人帮”之后，徐向前才正式出来工作。1978年3月，他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在世界各国的国防部长中，他资格最老，被称为当代世界老一代军事家中仅有的国防部长。两年后，他激流勇退，主动向中共中央请求辞去一切职务。在1980年8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他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以后又辞去了国防部长。他的让位、让贤早已不是第一次，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他决不逞强而延误工作。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以一个真正革命者的胸怀，实现了自己年轻时的革命理想：“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
徐向前是一个复杂的书生，也是一个单纯的军人。他做事严肃认真，以致严厉逼人，令人生畏，却又十分幽默风趣，含蓄，和蔼、平易近人。他有城府，精明、寡言，也很坦率、外露，让人觉得简单得一目了解。他的多元化的性格，充分展示了他人格的力量。
4 无敌仁者之谜
徐向前身为军人，杀伐决断，战功赫赫。可他又被称为“仁者”。充满血腥的战场上，何“仁”之有？但他偏偏因为“仁”而无敌，所向披靡。这其中奥妙何在？要解开这个谜，不能不从他的军事思想谈起。
4。1 仁者乎，忍者乎？
做为军事指挥员，徐向前集爱兵之深与用兵之狠为一身，显示了一个人，特别是军人的两面性。究竟“爱”是他的真心，还是“狠”是他的本性？颇为令人费解。
晋中战役时，八纵队因连续行军作战，生活补给又差，部队十分疲劳，加上烈日下在山地运动，速度很慢。纵队司令王新亭曾电话请求，让部队稍事休息，说大家实在走不动了。
徐向前知道王新亭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轻易提出这种要求的，但仍然答复说：“不行！走不动，爬也要爬到指定的位置上！”
又一次战斗中，坚守战略要地董村的四十一团伤亡严重，有一个连只剩下九个人，仍英勇抗击。太岳军区司令员刘忠报告：部队已经坚持了好几天，十分疲劳，伤亡又大，请示能不能后撤稍作休整。徐向前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行！再疲劳也要打，把钉子钉在哪里，坚持最后五分钟，坚持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
多么严厉甚至残忍的命令！然而正因为徐向前的这股子“狠”劲，才培养和锻炼出一支又一支敢于和善于打硬仗、恶仗的队伍。他的脾气，部属都熟悉：他一锤定音，令行如山，绝不轻易改变。可有时他又似乎格外的宽容。临汾战役发起之初，二十三旅攻下尧庙宫后，徐向前曾令他们从城南攻击。
旅长黄定基当时派六十七团三营，首先以掩盖交通壕逼近。由于部队通宵作业，先头七连进入阵地后，连哨兵也疲乏得睡着了，被敌人偷袭，一度失去阵地。为此，黄定基心想，肯定要挨批评了。不料徐司令员把他叫到指挥所去，不但没有怨他，反而分析自己兵力部署不当。他的一番话，使黄定基大受启发，从中学到了用兵之“道”。
“教之严，爱之深”。1948年，运城战役之后，一个士兵因为不愿离开家乡，开了小差，以后又回到了部队。他的连长对他采取了不能容忍的污辱性惩罚。徐向前知道后，很生气，指示政治部抓住典型，对部队进行一次纪律教育、爱兵教育。那位连长受了处分。
徐向前深深懂得，只有爱兵，才能用兵，是所谓“士为知已者死”的道理。他更懂得不能盲目用兵，要会用兵，才能得到战士的衷心拥护。临汾战役时，一个连长瞎指挥，叫战士去爆破，却不组织火力掩护。徐向前批评了他不负责任的错误，痛心地说：一个人长大成兵，是很不容易的。叫战士拿命去同敌人拼，那决不是勇敢，而是愚蠢和罪恶！
徐向前清醒地认识到，炮弹可以加工制造，人是没法加工制造的，死一个少一个。要减少非正常性战斗减员，就要提高干部的指挥能力。战场上少死人，是爱兵的最实际表现，这样才能成为最受战士爱戴的指挥员。
为了提高干部的军事素养，他不仅手把手地教，而且想方设法举办各种速成干部训练班，如“晋冀豫军政学校”就是在他的建议和主持下成立的，为打击日寇培养了大批优秀游击队干部。解放后，徐向前依然爱兵爱将，惜才爱才。1981年，他提出“干部一定要经院校培养，不经过院校培养，不能提为干部。”当时这样提出问题，有些人感到似乎生硬了一些。刚开始实行的时候，部队基层干部出现了一些缺额，部队中不少人，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嗷嗷叫了一阵子。徐向前听到了这些反映，仍强调机关干部下基层，咬紧牙关顶住，硬是不松口。经过几年的努力，形成了制度，形成了习惯，再也没有人叫了。徐向前的“硬”和“狠”再一次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要想解释徐向前的“仁”与“忍”，恐怕还得听他自己说。
有一次，几个年轻的参谋和他聊天，问他对《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怎么看。他说：“刘备光讲仁爱，对部下、士兵似乎很体贴爱护，可是原则性不强，打东吴最后一仗，他感情用事，部署失当，结果被陆逊火烧连营，差点连自己也当了俘虏。这些历史故事，对我们也是有所启发的。我们作战，对敌人固然要狠，对自己的部队有时也要‘狠’，为的是不丢失战机。
我们的领导机关，宁可让下边埋怨，怪我们不关心体贴部队的困难，也不能因为部队疲劳叫苦就心软，动摇决心。我们疲劳，敌人也疲劳，就看谁能坚持最后五分钟。这个道理，等打完仗，他们就会懂得了。“
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或许本身就无法用一般的“仁爱”与“残忍”去衡量所谓是与非。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就应该既会“爱兵”，也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