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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五四”青年节。是徐向前和黄杰结婚的日子。关于“婚礼”的情况，当时给徐向前担任警卫的张双优有如下的叙述：“那天是个假日，我陪首长走到苏部长家，有位女同志已先在那里，正和苏部长的爱人说话。后来，他们四人打扑克。
苏部长的警卫员小王忽然问我知不知道首长今天来这里有什么事？我说不就是休息来玩玩呗！他唉呀一声：“你们首长今天是来结婚的呀！那位女同志是保育院的黄院长。‘我赶紧给家里的同志打电话，让他们快做准备。内心里直埋怨首长，这么大的事也不言一声。当我跟随首长他们两人步行回到家里，见到大伙正在打扫屋子，首长笑着说了一声”’嗨！小鬼‘。“
“婚礼”就这么简单，这么平平常常，都已不是初婚的徐向前和黄杰不愿声张。而真正两心相许的美满婚姻是不在乎婚礼的形式的。
他们结婚的时候，正是抗日战争已经结束，解放战争还未开始的时期，革命形势朝着有利于我党的方向发展。徐向前以为他现在有能力、有可能给妻子一个安定的家了，他们婚后很快有了一个孩子，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程训宣被害35年之后，相似的命运险些落在他的老伴黄杰的身上。
1968年10月，徐向前已被斥为“二月逆流”打入另册。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九天，突然发来会议“简报”。在第一期“简报”上，竟编造谎言，说黄杰是“叛徒”。
历史悲剧的重演真叫这位领兵的老帅哭笑不得。他了解黄杰，信任黄杰。她1928年入党，是一位久经艰苦斗争考验的老共产党员。50多年来，她忠心耿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历史清白无污，现在居然得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难道这就是所谓“要革革过命的人的命”吗？
徐向前和黄杰面对这一突然打击，冷静而又伤感。两位革命家，找谁去说，向什么人去讲呢？他和她只好闭门长叹。
徐向前激怒而又不平地对黄杰说：“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彼此都了解，他们说你是‘叛徒’，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黄杰心中明白，在这个时候遭到诬陷，与有人要打倒徐向前有关。她不加思索，坚定而又心酸地说：“我绝不是叛徒，免得你连我，我连你，说不清楚！”
男儿有泪不轻弹。徐向前听了黄杰的这句话，想到几十年的老夫老妻居然被逼迫得说出了“离婚”两个字，不由老泪纵横。他想到俩人结婚不久，解放战争爆发。他渴望战斗，身体稍好一点就要求上前线，全然忘记了自己做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撇下刚生下孩子不久的黄杰，到晋冀鲁豫军区赴职。如果不是黄杰理解他，恪尽妻责，尽心竭力地照顾他的身体，千方百计地支持他的工作，他是很难完成解放山西的光荣任务的。解放以后，黄杰在纺织部工作，从不以老革命自居，一直乘公共汽车上下班，保持着艰苦朴素的革命本色。
这么好的妻子，徐向前怎么会舍得同她分离呢！
徐向前一生讲求实际，他现在依然坚信：真理不能说成谬误，红的不能变成黑的。他默默不语，观望着事态的发展。
在公开发表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上，还严厉指责了“二月逆流”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黄永胜在总参谋部亲自部署批判几位老帅，并发动老帅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组织揭发批判，要求和老帅划清界限。徐向前办公室的党支部写了报告，请示批判徐向前和黄杰。周总理看到报告后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并当即转呈毛主席。1969年1月3日，毛泽东亲笔作了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好关系。”关键时刻，毛主席保护了徐向前和黄杰等老革命，避免了悲剧的重演。可是林彪却在毛泽东批示的一旁别有用心地加批：“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希望徐向前同志搞好健康，不要制造新的障碍。”
1969年10月，徐向前被“疏散”到河南开封，过着半囚禁式的生活，整天呆在房子里，哪里也不能去，基本上失去了自由。他身边除了工作人员外，没有一个亲人。他的老伴黄杰在纺织工业部接受“审查”。直到1971年4月8日，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军队中几位老帅，才陆续由外地被接回北京，夫妻得以团聚。
徐向前和黄杰相濡以沫几十年，携手并进，患难与共，共同度过了一个个艰难时刻，成为令人羡慕的终生伴侣。
做为一名普通的男性，徐向前不算一个尽职尽责的好丈夫，尽管他也许想做到这一点。只有当他成为元帅的时候，他才使三位为他做出过巨大牺牲的普通女性随他的英名一起永驻人间。可以说，他对他的三位妻子都是忠诚的，他付出过，他也得到了。
2。4 儿女情长——元帅与他的孩子
无论是做为儿子还是做为父亲，徐向前都是令人骄傲的。
但是做为元帅他又很难象普通人那样对父母和儿女尽奉养之责并共享亲情。
徐向前象世界上所有的父亲一样，爱他的家庭，爱他的子女们。当他初为人父之时，曾为那个爱情的结晶——女儿而欣若狂。之后，每当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他都尽可能地倾其所有的父爱。徐向前是慈父，可作为元帅的他又很难象一般人那样尽父亲之责，特别是对他的长女松枝。徐向前永远忘不了1937年抗战初期，他随同周恩来进山西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顺便于9月16日中秋节前3天回家探望的情景。
他早晨六点出发，中午过后到了东冶镇，从这里到永安村还有几里小路，不能走汽车，只好弃车步行。要到家了，徐向前很兴奋，走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和警卫员说着童年的生活、风土人情。什么东冶白菜、建安大米、台山蘑菇等都在话题之内。说着，忽然看到前边有一位老人，背着口袋吃力地行走。徐向前一眼就认出是父亲的背影，但又不相信这么巧，走近一看，果然是。他轻轻叫了一声，老人愣住了，用惊疑的眼光看着这两个军人。徐向前站在他面前，恭恭敬敬地说：“大大（爸爸），我是象谦（徐向前的学名）。”老人听到“象谦”两个字，眼泪就流下来了，警卫员接过老人肩上的口袋，徐向前搀扶着父亲，问：“娘好吗？”老人家用衣袖擦了擦眼泪，说：“她头年就过世啦。”一听这话，徐向前的脑袋轰的一下，一路的喜悦象是被一阵狂风吹得无影无踪了。
回到家里，姐姐、嫂嫂、妹妹、女儿，都很意外，恍如梦中相见，悲喜交集。消息很快传开了，村里热闹起来，亲戚、朋友、同学、邻里，都往“楼院徐家”去，要看一看这个出在本村的能与阎锡山比高低的大人物。住在外村的两个姑姑也很快赶来了。院子里，人来人往，上房和东西厢房都挤满了人。徐向前热情招呼着来来往往的父老乡亲，一一回答他们的问话。
记事以后还没有见过爸爸的松枝，又眼生，又不愿离开左右，当爸爸问她话时，却又害羞地躲开了。看到这亲切而又陌生的女儿，眨眼之间已长成14岁的少女，徐向前感慨万千。
松枝的名字是爷爷给起的，多少有点讲究：世道越来越黑暗，家境越来越贫寒，她又是又女孩子，希望能像苍松的幼枝一样耐寒霜。松枝确实是个苦命的孩子。生下来，母亲奶水很少，不够她吃。一岁多时。父亲又离家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没多久，母亲又得了不治之症，命丧黄泉。松枝虽在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抚养下长大的。1925年他脱离国民二军回家探亲时，松枝正在牙牙学语，口里喊着“大大”，伸着小手要他抱。而如今却生疏、羞怯得不敢到跟前来。倒是两个外甥围前围后地要求他把他们带到部队去，上前线打日本。徐向前尊敬两个姐姐，从小听她们的话。在他看来，姐姐们的话同母亲的话具有同样的效力。在姐姐没说话之前，一直没答应。当姐姐说：“行”时，他才答应下来。后来这两个孩子在抗日战争中都牺牲了。大姐的儿子郭富安同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一起殉难；二姐的儿子赵希圣阵亡于“百团大战”期间。
这次探家之后，直到1941年，松枝已是18岁婷婷玉立的大姑娘，长得方面桃腮，酷似她的母亲。聂荣臻派人把她接到八路军，后来又到延安，父女俩才有机会再见面。但此时的松枝已不可能象幼时那样亲近父亲，此后也一直保持着同志式的客气，把对父亲的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