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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打算回头。我已经选择了自己的道路。”（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朱德终于未能加入一种恶性循环圈，因为他心里清楚，即使连连考中，还得拿出一大笔钱来捐官，一朝权在手，一定会变成一个贪官污吏，变本加厉地压榨百姓，正所谓“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他不顾家人省吃俭用，借高利贷供养他以使日后有人“支撑门户”、“免受人欺侮”的期望，毅然决然地走上了自己选择的道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开始了反对封建主义的真正斗争”。朱德离开家里去仪珑县任体育教师时，六十来岁的养父穿着一件满是补丁的衣服和一双旧草鞋，送了好几里路才回去。最后，他站住脚步转过身去，慈祥而宽厚地说道：“我们是知事不多的乡下人，不懂得那么多事情。现在不明白地也许将来会明白。你自己照顾身体，多来信吧！”
望着养父离去时苍老的背影，朱德哭了。
1908年12月初，朱德回家向家人说明自己打算参军，全家人都以为他疯了。社会上当时盛行“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说法，全家人的反应同样是比上一次更为可怕，对于他的养父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朱德在家只住了可怕的一晚，第二天起程去成都时，家里竟无一人来送别。他孤独地出走了，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一条光明而又长满荆榛的道路。
1909年七八月间，一个可喜的意外出现了，朱德考进云南陆军讲武堂，实现了多年的夙愿，从一个士兵到元帅的伟大军事家的道路从这儿开始了。
1。4 “农民情结”揭秘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历尽沧桑的朱德正是带着一种沉重的心灵重负投身于中国革命奔腾激越的洪流中去的，在二十世纪初所揭开的世界历史的新阶段中，朱德正是一个伟大的觉醒者、先行者、战斗者。儿时丁家少爷的欺侮，母亲含辛茹苦的身影，农民们忍受三座大山压迫的悲惨景象，全家人一双双饱含期盼的眼睛，早已是朱德的心目中构成了一种“心里创伤”（Metaltrama），这种创伤化为一种巨大的动力和道义感，使他看到要拯救家人的苦难，必须着眼于救广大农民阶层出脱苦海，单单拯救某些人，某个人是无济于事的。因此，他的态度和举止，一直表现出农民子弟的纯朴，他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形成过玩世不恭的复杂性格。1944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老于世故的美国青年记者到延安采访，他写道，朱德将军和他的同志们完全没有玩世不恭这一套，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政治运动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朱德，这位不是农民的农民，从不掩饰自己继承农民的良性“遗传基因”的一面，与凡夫俗子不同，他从不讳言自己的农民出身，因为农民是他的“根”，是他的母汁和支柱，仿佛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Antaeus）所立足的、须臾不可离开的“大地”，这是他的力量源泉所在。朱德的“农民情结”就表现在这些方面。
按照心理学家的解释，所谓“情结”（Complex）指一组或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思想观念，这种观念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而且对我们的态度和行为会产生有意无意的影响，是人的基本动力和冲突的核心所在。朱德有农民的习性和爱憎，有农民重视直觉和经验的思维方式，有农民实用、务实的理性精神，脚踏实地，摸索前进，没有调查研究就不争发言权。他对农民的思想情感和喜怒哀乐都能够给以最深切的理解和最体贴入微的同情，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后来的和平时期，他最喜欢和普通人，尤其是与农民或农民出身的战士发生联系，打成一片；他不止一次地深入到国内的许多工厂、矿山、农业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以及林区、林场、苗圃、农场、农村、山区进行视察，全国除台湾、西藏、宁夏之外，所有的省、市、自治区他都视察过，而且很多地方去过不止一次。从漠漠黄沙到茫茫碧海，从白山黑水到天涯海角，到处都留下了这位农民首长的足迹。在井冈山，他同战士一起下山挑粮；在延安，他和身边工作人员一起种菜、拾粪。进城以后，他仍然保持这种优良作风，时刻关心群众疾苦，与人民同甘共苦。自从1955年我国实行军衔制以来，朱德从来没有拿过元帅的工资，因为他自己立下了一条不为人知的规定，那就是，各方面的待遇不许超过毛泽东和周恩来，他是没有拿过元帅工资的共和国第一元帅，不仅如此，他还一向教育自己的儿、女、孙、侄们，工作上要向高标准看齐，生活上要向低标准看齐，临终前，他属咐他的老伴和战友康克清，把二万多元的积蓄全部交给了党，不为子孙留下分文，直到他去世后，孩子们才知道，他们的爷爷从来没有拿过元帅的工资。朱德曾经说：“我是一个用农民的态度对待金钱的农民。”其实，朱德的处世哲学和心理结构中有着农民、革命者、军事家三种成份，他身上的后两种成份，使他出身于农民家庭，又不同于普通农民，使他汲取了历代农民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将军事与论原则同农民革命的游击战经验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前所未有的新路；正是他的农民情结，使他处处依靠群众、发动农民，将革命的力量最大限度地也是空前地调动和利用起来，“置身青云毋忘贫贱，此其所以神也”（蒲松龄语）。
朱德没有把自己的“根”从广大农民的肥沃土壤中拔出来，是因为他认识到农民具有“两面性”，革命者的大知大觉和军事家的雄才胆略使他能够高瞻远瞩，“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当他站出来反观农民阶层时，既看到了它的短视、狭隘或急功近利的一面，又看到了农民纯朴、善良、务实、勇于吃苦耐劳等可贵品质，农民世代受压迫，革命的潜力最大；毛泽东说：‘中国历来只有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没有文化的农民虽然存有一线”学而优则仕“、”白衣致卿相“的幻想，但也最需要有一种正确的思想来引导，有一批先知先觉者来发动。封建中国的统治阶级历来都推行一种反动的愚民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所以封建时代的文化产品正象物质产品一样，被上层社会垄断和把持着，封建统治者的目的在于愚民好统治，损人利己，瘦民以肥己；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同样紧紧抓住了农民这个根本的问题，但根本不同在于，中国共产党是用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谋幸福的，当它领导中国的几亿农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起新中国并解决了几亿农民的温饱问题之后，世界也不能不为之瞩目并且为之震撼！
旧中国的农村，占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和旧式富农，占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土地，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雇农和贫农，只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二三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一直有着两种路线的斗争：是坚决依靠广大农民、争取动摇地中间势力，把革命引向胜利？还是抛弃农民，妥协退让，踢开农民闹革命？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明确指出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武装农民的必要性，强调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党领导农民开展农村大革命，推翻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要在中国推翻几千年根深固的封建统治，没有一个亿万农民群众参加的农村大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该文着重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几年之后，毛泽东又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述中科学地分析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指出广大农村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可以完全不依赖城市而独立生存，而且农村又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无产阶级先锋队应该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武装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在广大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在斗争中积蓄力量，逐渐夺取全国政权，中国武装斗争的实质即是农民战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思想恰恰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也最符合中国的国情，这种“天才式的理论”正是来自对中国农民现实生活的深入体察，可以说，朱德在这些方面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