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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决定开封启用，有关同志立即行动起来，从库房里拿出一大串钥匙，一把一把地试着开，大概花了半个小时，北京电话台才叫通。但北京台托词外交部的机器坏了，不给转接。大使极力保持镇静，毅然决定先打国际长途电话，要求使用专线。
当日中午12时20分，北京获得飞机失事的消息。
14日上午，在外交部会议室里，姬鹏飞代理外长正在主持一个气氛非常严峻的会议，讨论如何落实周总理的指示，研究林彪叛逃后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提出应采取的外交对策。会议一直开到中午12时尚未结束。
这时，一位值班秘书手持特急报告，连门也忘记敲便直奔姬鹏飞。
姬鹏飞读完报告后，向大家说了这样一句精辟的话：“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
特急报告火速送到中南海。
毛主席、周总理在林彪叛逃后彻夜未眠。机毁人亡的消息传来，他们悬浮在心头的沉重石块终于落了地。周总理对驻蒙使馆在不明真相的条件下，断然启用封闭已久的专线电话，把我飞机失事的紧急情况以最快的速度传到国内，表示满意。
15日凌晨又接到国内指示：尸体尽量争取火化，将骨灰带回；如火化确有困难，可拍照作证，就地深埋，竖立标志，以便以后将遗骸送回国内。
4。3 现场惨状
9月15日下午6时，中方大使馆一行人抵达飞机失事现场。
现场位于温都尔汗西北70公里的苏布拉嘎盆地。该盆地是沙质土壤，南北长3000多米，东西宽800多米，地势平坦开阔，到处覆盖着三四十厘米的茅草。飞机是由北向南降落，着陆点正好是盆地中央，坠毁在盆地的南半部。草地燃烧面积长800米，宽度由北面的50米扩展到南面的200米，呈梯子形。
环顾现场，便可看到焦黑色的草地上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飞机残骸，覆盖着白布的尸体分外显眼，周围是一望无垠的荒原，蒙古哨兵在高坡上游动着，一片凄凉悲惨的景象。
飞机着陆点以南约30米长的草皮被机腹磨光，西侧平行处，是右机翼划出的深约20厘米的一道槽沟。再往南，擦地痕迹消失了，进入燃烧区，飞机碎片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面越来越广。
至200米处有一段带弦窗口的机身，其东南20米左右有一段左机翼，上有“…56”号码。至320米左右有一扇舱门，门上钉有“旅客止步”的塑料牌，门车南30米处有一发动机。
约400米处有三个连装座位架和座垫，其东侧40米处有一段右机翼的外展部分，上有“中国”二字。
机头在530米处猛烈烧毁，只剩下镶嵌仪表的空架子和残碎机件，机壳都已化为灰烬。机头正东20米处有一段右机翼的内展部分，上有“民航”二字。“航”字旁边有一个直径约40厘米的大洞。机头以南80米处有一个起落架。再向南200米，在未燃烧的草丛中躺着一个完好的轮胎。机头西北60米处是斜卧着的机尾，它的正南和东面20至40米处各有一个发动机。机尾上的五星红旗和机号“256”等标记清晰可见。
这些标志明白无误地显示这是我国民航256号飞机。
机头以北50米处散布着九具尸体，尸体中间有一炸坏的方形食品柜，旁边堆放着蒙方收集起来的死者遗物。尸体大都仰面朝天，四肢叉开，头部多被烧焦，面部模糊不清，难以辨认。
中方大使馆人员将尸体由北向南编成1至9号，并从各个角度拍成照片，以便以后鉴别确认。
根据事后查证，5号尸体是林彪，瘦削秃顶，头皮绽裂，头骨外露，眉毛烧光，眼睛成黑洞，鼻尖烧焦，牙齿摔掉，舌头烧黑，胫骨炸裂，肌肉外翻。8号尸体是林彪的老婆叶群，是唯一的女尸，烧灼较轻，头发基本完好，左胁部绽裂，肌肉外翻。2号尸体是林彪之子林立果，个子较高，面部烧成焦麻状，表情痛苦，形状凶恶，死前似在烈火中挣扎过。
现场遗物中有林立果空军大院0002号出入证。此外，1号尸体是林彪的座车司机杨振纲。3号尸体是刘沛丰。4号尸体是特设机械师邵起良，身穿皮夹克，九人中只有他的衣服未烧光。6号尸体是机械师张延奎。7号尸体是空勤机械师李平。9号尸体是驾驶员潘景寅。这些尸体和一般飞机失事的尸体不一样，并非个个焦骨残骸，而是驱干都完整，大多是皮肉挫裂、骨骼折断，肢体变形，烧伤严重，系飞机附毁时摔撞燃烧所造成的。
由于燃烧时伴有一氧化炭中毒，尸体皮下呈樱桃红色，加之停放时间过长，个个僵硬肿胀似腊人。
值得注意的是，每具尸体腕上都无手表，脚上没有鞋子，看来飞机紧急降落前，为避免冲撞扭伤，他们都作了准备。
4。4 按蒙俗埋葬遗体
中方大使馆人员视察完现场后，形成初步看法：1。蒙古方面基本保持了飞机失事现场。他们用白布覆盖尸体，以防腐烂。他们承认有些文件和手表等什物已搜集保管起来，但未详谈具体情况。
2。飞机是由于不明原因紧急着陆，机上人员作了紧急降落准备，但飞机着地的失去了平衡，右机翼触地引起爆炸燃烧。
3。飞机的毯子上有巴基斯坦航空公司标记PIA字样，说明飞机是从巴基斯坦买来的。
但不知飞机上所乘何人，为何在蒙古境内失事。现场的情况使中方大使越发感到问题重大复杂。
天色已晚，蒙方陪同人员一再表示蒙古没有火化习惯，尸体只能土葬，并提出要马上选择墓址，连夜赶挖墓穴，明天就安葬。
按照蒙古人习俗，墓地要选在高地，从早到晚都能见到太阳，象征吉祥。蒙古军方人士桑加上校带着大家踩着没膝的茅草，先是向东走去，然后又折回来，最后在主机西北的高地上选定墓地。他当即调来一班战士，并让我方人员按他指定的方位用铁镐在地上划出一条墓穴框线。这时夜幕已经降临，阵阵秋风吹来，旷野上顿起萧瑟之感。
当晚回到温都尔汗，匆匆用过晚餐，中蒙双方共同达成四项建议：1。墓旁立一块碑，上写“中国民航1971年9月13日遇难九同志之墓”，下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大使馆”。
2。按照蒙古习俗，在墓上放一件失事飞机的残骸，如标有“中国民航”字样的机翼。
3。请蒙方把遇难者的文件和遗物交给我们，我们写张收条。
4。请蒙方人员帮助画一张飞机失事现场图，注明出事地点的经纬度。
9月16日，天气晴朗，秋高气爽。中方大使嘱咐大家要利用光照好的有利条件，仔细复查一遍现场，多拍一些照片，作为证件，并拼制一张现场图，送国内研究鉴定。
上午10进，我方大使人员在蒙方人员陪同下再次到达现场。蒙古士兵抬来九口棺材，放在尸体旁。中方使馆人中对九具尸体从不同角度拍照，然后入殓。装殓后由蒙古士兵运住墓地。
墓地位于飞机失事现场西边1。1公里处，在一块高地的东坡上。墓穴长10米，宽3米，深1。5米。正准备下葬时，高陶布司长指着一辆刚到的卡车说，按蒙古习惯，应在尸体上覆盖红布、黑布，现因汽车来迟，尸体已经入殓，是否可以把红布、黑布铺在棺材上。中方大使表示同意。
九具棺材放入墓穴后，中方许文益大使和高陶布、桑加先生执铲作象征性填土，接着孙一光、沈庆沂和王中远三同志填土，然后由蒙古士兵填土修墓。
蒙方建议利用战士填土的时间，继续商谈。会议是在大轿车上进行的。主要是谈蒙古起草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失事遇难人员安葬纪要”。
为避免在这种场合进行争论，许文益大使表示这个纪要作为第一个文件的补充，可以简单些，只写九具尸体怎样安葬，埋在什么地方就行了。
接着就转到从飞机上拿一样东西放在墓上作为标记的问题。沈庆沂建议把写有“中国民航”的一段机翼放到墓上。
蒙方称那个东西太大，搬不动。王中远又提议把机尾上炸掉的发动机进口环放到坟顶，蒙方接受了。
一切安排妥当，许文益、孙一先、沈庆沂和王中远四人来到墓地边，庄重地三鞠躬，以示哀悼。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他们只能如此。
4。5 不欢而散的谈判
事后中蒙双方连夜进行谈判，商定了文件的范围，但在实质问题上分歧很大。
在安葬尸体时，双方就《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失事遇难人员安葬纪要》（简称《安葬纪要》）进行过讨论，也没有取得一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