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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叶群在北戴河用保密机与黄、吴、邱通话31次，通话时间合计948分钟，即将近16小时，相当于两个工作日。
其中通话时间超过50分钟的有8次，最长的一次135分钟。
在这7天中，林彪、叶群还紧张地进行了叛逃的准备：9月7日上午9时50分左右，叶群叫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俄华字典、英华字典、俄语和英语会话，让飞机带来。为此，飞机起飞时间推迟了一小时。
9月7日晚约9点30分，总参二部的一位参谋照例给叶群“讲课”，原来应该讲马其顿王亚力山大或美国和《巴顿将军》，可是叶群却突然拿着《世界地图集》，问蒙古有哪些大城市，哪些地方有苏联军队，中苏、中蒙边境地区有多少苏联军队。
9月8日上午，周宇驰在北京找尚登峨（原空军司令部航行局局长），要他搞一本苏联航班地图。
9月9日上午11点30分左右，叶群要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有关中美关系的文件送来。
9月9日上午，周宇驰布置许秀绪搞一份东北、华北、西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
9月9日晚9时，周宇驰布置王永奎（空军司令部情报技侦处原副处长、联合舰队成员）搞一份作导航用的周围国家广播电台频率表。
9月10日上午，周宇驰要鲁珉把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的一、二、三级机场的位置、长度、宽度“拿个单子”给他。
9月11日上午11时左右，叶群要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全军副军以上干部名册、部队部署情况登记表以及全军干部工作座谈会的全套文件送来。
于此同时，在空军办公大楼西侧三楼南侧最西头的办公室里，一个黑会正在进行。王飞、于新野按照周宇驰的布置，研究确定“机关”南逃人员名单和行动计划。
他们先研究了总的名单，然后研究了分别随同黄、吴、李、邱上飞机的分组名单，研究了通知南逃人员的方法，去机场车辆的安排，集中地点，还确定了分别对黄、吴、李、邱的秘书和司机“做工作”的人。
在这中间，王飞叫郑兴和以“首长打靶”为名，到警卫营取手枪30支，子弹2000多发，冲锋枪2支，子弹200发，装到车上。
王飞还提出，会议结束后，他要带几个人去西郊机场，实地察看一下人员集中的地点和上飞机的位置。并计划在第二天凌晨人员集中后，由他进行简单“动员”后，由郑兴和向大家发枪。
深夜约11时40分，叶群神色紧张地把林彪的警卫秘书叫到林彪那里，她让警卫秘书先在门口等着，自己到林彪的客室里，悄声说了几句话，然后把警卫秘书叫了进去。
林彪坐在沙发里，他那张蜡白的脸变得更白了。他对警卫秘书说：“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东西，马上就走。”
3。2 “林彪要飞，我周恩来亲自去”
在一张摆着十几部各种颜色电话机的大办公桌前，周总理正在若有所思地踱来踱去。此刻，他那两道剑眉的中心结成了一个疙瘩。
接着，周总理又接到中央办公厅负责同志转来的林立衡的报告：有一架飞机在山海关机场，是下午林立果坐着来的。
12日黄昏，毛主席刚从外地回到北京中南海。为了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周总理下令采取一系列措施。然后，周总理来到东大厅他的办公室。等他来到东大厅之后，顿时，通往各重要军事机关和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的直通线路都接通了。
周总理打电话给吴法宪：“你调飞机去山海关没有？”
“没有。”吴法宪回答。这件事他确实不知道，这是实情。
“真的没有？”总理严肃地追问一句。
吴法宪知道事情严重，连忙说：“真的没有。绝对没有。
我以脑袋担保。“
“你查一查，把情况迅速报给我。”
总理放下这个电话，又拿起通往海军的电话。因为山海关机场是海军航空兵的一个机场，所以总理让李作鹏也查一查256号飞机是否在山海关。
隔了一会儿，李作鹏、吴法宪相继向总理回电话报告情况。李作鹏说：“下午到山海关的那架飞机，现在还在那里。”
吴法宪说：“我向胡萍查了一下，确实有一架飞机到山海关。胡萍说是改装好了试飞。我让飞回来，胡萍说飞机出了故障，飞不回来了。”
总理对吴法宪说：“那架飞机修好了，马上飞回来，但飞机上不准带任何人。”并且还指示吴法宪立即到北京西郊机场去查明情况。同时，周总理又派中央警卫局负责人杨德中去西郊机场寸步不离地“协助”吴法宪。派李德生到空军负责指挥。派纪登奎到北京军区加强指挥。
总理放下电话，觉得还不放心，又打电话告诉李作鹏，让他向山海关机场传达了一个命令：山海关机场的那架飞机要有周总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
吴法宪乘车来到西郊机场候车室，他让秘书马上把胡萍找来，他从总理在电话中的口气里可以听出今天这架飞机事关重大，因此他也不敢怠慢。秘书转了两圈，没有找到胡萍。
此时，胡萍正躲在一间电话室里打电话。接电话的是驾驶256号飞机到山海关去的飞行副政委潘景寅。
潘景寅今年40多岁，此人飞行技术很有两下子，林彪、林立果几次外出都是他开的飞机。林彪、林立果欣赏他的飞行技术，认为他是“有用之才”。这么一来，潘景寅对林彪一家感恩戴德，死心塌地为这一家子服务。
胡萍紧握着话筒放低声音，对潘景寅说道：“吴司令说总理追查256号飞机，问为什么去山海关？谁同意的？看来事情闹大了。我跟吴司令讲我不知道，可能是试飞训练。吴司令问我训练为什么不回来？我说查一查。”
停了一下，胡萍又说道：“有人再查这架飞机，你就说这架飞机有点毛病暂时回不来。”他又大声追一句：“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潘景寅回答道：“我就说飞机的油泵出了一点故障，正在修理。”
放下电话，胡萍又打发一个平时亲信的副队长马上到“联合舰队”的秘密据点去，把总理追查256号飞机的情况告诉周宇驰。
干完这些事，胡萍才深深地喘了一口气，到候机室去见吴法宪。
李作鹏接到周总理让他向山海关机场传达命令的电话后，立刻敏感地想到林彪那里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联系到9月6日他通过黄永胜透露给林彪的毛主席巡视南方的谈话，他越发感到总理追查256号飞机很不寻常。他把总理的话在心里反复想了想：“……要有周总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
林彪乘的飞机要经过四个人联名批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这四个人里面，林彪的行动对黄、吴、李是从来不保密的，看来四个人一起下命令，关键是要让总理批准才能放飞。
李作鹏毕竟是老奸巨猾，他的独眼一转，就想出一个坏主意。他拿起电话，要通山海关机场调度室，说道：“那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周总理、黄总长、吴副司令和我的指示，以上四人，其中一人指示放飞才能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能放飞。”
周总理的命令经李作鹏这么一改，“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变成了“其中一人指示放飞才能放飞”。
11点半，周总理接到叶群打来的一个电话。叶群用一种假惺惺的亲切口气，说：“总理呀，有件事要向您报告，林彪同志想动一动。”从她那沙哑的声音里可以听出，既没有平常那种盛气凌人的腔调又显得十分紧张。
总理用一种严肃而又镇定的语气问：“他准备到哪里去？是空中动还是地面动？”
叶群吱吱唔唔，回答说：“……空中动，需要调几架飞机。”
“你们调了飞机没有？”总理问。
“还没有调，林彪同志让报告总理后再调。”
林彪、叶群他们明明私调256号飞机，为什么却说没有调飞机？这下更加证实了林立衡报告的情况。
为了不惊动他们，总理对叶群说：“今天晚上飞夜航不安全，调飞机的事儿，我和吴法宪商量一下，看看天气情况再说。”
叶群根据林彪的旨意给周总理打电话，本来想试探情况，稳住总理。可是，总理机智的问话，不但使叶群露了马脚，更加引起总理的警惕，而且使林彪、叶群心中更加没底，更加恐慌了。
放下电话，总理想了一下，马上又命令吴法宪：“立即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