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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上午，程洪珍、王琢（空军司令部管理局管理处原副处长兼汽车队长，“联合舰队”成员）乘安－12飞机，将两辆水陆两用汽车运到北戴河，供林立果学习驾驶。
与此同时，他们四出进行反革命煽动，为进行反革命武装改变造舆论。
6月7日，林立果向广州民航管理局大队以上干部讲话说：“那些庞然大物没有什么可怕，一开始气势汹汹，想一口把我们吃掉，公开点名唬我们。”
7月14日，林立果在广州对人说：当前路线斗争尖锐复杂，我们决不能有半点的麻痹和大意。9月份，中央召开九届三中全会，10月份召开四届人大，可能出现权力重新分配。要去斗争，要搞根据地。
……
“山雨欲来风满楼”。林彪反革命集团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已经箭在弦上了。
2。5 别动队内幕
林彪反革命集团不仅在空军机关建立了“联合舰队”，还在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他们反革命的组织。
江腾蛟根据林彪、叶群的援意，曾经指使7341部队原政委王维国组成了一个替林立果选“妃子”的“找人小组”。1970年3月，林立果到上海，把“找人小组”改建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上海小组”。4月3日，林立果给“小组”成员发了枪。这个“小组”的《入组须知》规定：“本小组的任务，是为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交待的各项任务。”“尤其是小组的最高领导——林副部长的指示，必须认真领会，句句照办，字字照办！”小组的一切活动要绝对秘密，未经请示和未得指示，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和了解情况。“
1971年3月，广州民航局原政治委员米家农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在广州组织了“战斗小分队”，要队员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并制定了联络密语、暗号。
1971年4月，林立果指使王维国在上海成立了为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的“教导队”，进行捕俘、格斗、使用各种轻型武器、驾驶车辆等特种训练。
在这前后，林立果、周宇驰指使空军司令部原副参谋长胡萍及王维国、米家农、广州空军司令部原参谋长顾同舟等，在北京、上海、广州建立多处秘密据点。他们利用这些据点进行联络，私藏枪支、弹药、电台、窃听器以及党和国家的机密文件。
培养对林彪一家的“感情”，是这些反革命组织所特别强调的。他们组织队员反复学习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把林立果的“指示”编成语录歌。他们有一首“队歌”，翻来复去也是唱的“忠于林副统帅”“紧跟副部长”。他们经常组织队员向林彪一家宣誓效忠，下面是他们用过的誓词：1971年5月21日的誓词我们在斗争中认识副部长，在斗争中选准副部长，在斗争中捍卫副部长，在斗争中紧跟副部长，永远紧跟副部长，革命到底世不移！
1971年5月22日的誓词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永远紧跟副部长，革命到底世不移，望亲爱的党，把保卫副部长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决心用鲜血和生命来宣传副部长，捍卫副部长，紧跟副部长，将中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战斗小分队”和其它反革命组织一样，规定有严格的“纪律”。例如：不准向外泄露小分队情况；不准与原单位人员接触；在小分队期间不许探亲，不许家属来队，不准恋爱结婚；不准单独活动；不准随便接电话，电话由专人接；不准谈“首长”活动去向，生活习惯等等。
“战斗小分队”，还规定了许多联络的密语、暗号，例如：战友——指林彪一条线上的人；扮阿庆嫂——指要见机行事；闷热——指有“外人”在场，不好讲话。
队员给支部书记打电话，不能直接找，要先找她的儿子，问“吃饭了没有？”如答：“吃了”，表示在家可以去；如答“还没有时间”，表示现在没有时间；如答“没吃”，表示不能去。队员给支部书记写信，不能直接寄到她家里，而是先寄给指定的小分队员，并在信封背面做上记号。
2。6 “舰队”投入第一线
1970年8月，林彪一伙在庐山抢班夺权的阴谋败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个主要成员陈伯达被揭露出来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
1970年10月中旬，毛主席先后对吴法宪、叶群的检讨作了批示。11月中旬，毛主席对黄永胜进行严肃的批评，全党全军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12月20日，华北会议开始。1971年1月24日，周总理在华北会议上讲话，系统揭露了陈伯达的罪行。……
一系列情况，使得林彪反革命集团十分惊慌。他们一方面销毁材料，订立攻守同盟，搞假检讨，企图掩盖事实真相，蒙混过关。另一方面，开始了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林彪派遣以林立果为头子的反革命“联合舰队”投入了第一线，更加紧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1971年2月8日下午，“联合舰队”召开了布置搜集情报的“舰队会议”，周宇驰在会上讲了情报的重要性，指出：上边与下边比，上边重要；死情况与活情况比，活情况重要；等情况与主动搜集情况，应主动挖掘新情况。并要求每个人每个时期都连续不断地掌握一两个问题。
2月12日，林彪、叶群、林立果一起到了苏州。21日，林彪指派林立果到达杭州，进行反革命串联。林立果、于新野多次同7350部队原政治委员陈励耘密谈。
林彪、叶群、林立果等经过一阵紧锣密鼓的紧张活动，由林立果出头，纠集“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等人，具体制订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的计划。……
事实上，就在林彪一伙利用他们各自的在各地建立的据点、情报网，进行穿梭联系，准备武装政变之时，毛泽东已警觉到可能出现的危险，于8月14日离开北京，到南方许多省市作了一次带有神秘色彩的巡视。
1971年8月16日，毛泽东到达武汉。在这里，先后和湖北、河南等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五次谈话。毛泽东着重谈了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邱会作、李作鹏等人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而林彪“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庐山的斗争是“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就庐山这场斗争来说，“虽然在北京开了工作会议，几个大将作了检讨，但吞吞吐吐”，“林彪不开口，这些人是不会开口的”。因此，“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的后面还有人”。对于林彪一伙想要武装夺权的阴谋活动，毛泽东似乎也略有所感，因此说：“我就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就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搞坏事，听你的？”同时，不指名地点了林立果：“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有什么好处？”
……对于这些谈话内容，毛泽东还作了特别交待：大家都先不要传达。
被排斥在毛泽东接见之外的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探不到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心急如焚，想方设法研究对策。8月26日，“联合舰队”召开了一次会议，把当时的形势估计为可能由“明争转入暗斗”，认为可能出现“相持、相对和平友好，酝酿新‘战争’”等几种情况，不过，“‘战争’的突然性很强，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也一样”，因此，思想、组织、行动上要加强“战备”……。同时，他们千方百计想方设法要了解毛泽东的动向和言行。
毛泽东在武汉停留了十天。8月27日至9月2日，毛泽东在长沙、南昌分别接见湖南、广西、广东、江西、江苏、福建等地党、政、军负责人，并同他们进行了谈话。吴法宪连续给在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把先后派飞机接人去长沙、南昌的情况向林彪作了汇报。毛泽东在长沙当着很多人的面，曾不留情面地质问广州部队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你们同黄永胜关系这么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没事？！”
1971年9月3日，毛泽东从南昌到达杭州，接见了当地有关人员。当陈励耘前来看望毛泽东时，毛泽东知道陈励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对他表现出异常的厌恶，当面问他：“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找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有上海的王维国，还有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