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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有好事的时候，也不忘他们。过年过节，我们也给他们送些礼；有的时候周末我们约上他们一起去参加爬山比赛，保龄球比赛，都是我们出钱，反正就是宋江那一套；在这个过程中，要让大家看我们怎么钟爱自己的节目，为它投入多少精力。我觉得人心都是团长的，慢慢地我们所有工作人员都有了这种工作态度。
在《实话实说》现场，我是主持人，所以现场就归我管，有任何问题，都来找我，我来协调。比如灯光师傅神色慌张地过来说，实在对不起。从来没听过他们说对不起，过云灯光都叫“灯爷”，他说实在对不起，现在有两个灯有问题，要调一下，你看怎么办？我说没事，你来调。然后我就说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个重要客人，我们的灯光师傅，大家全都鼓掌，我拿着话筒采访他。
当时他脸通红，说话结结巴巴……我说好，现在我们看师傅调整灯光，底下几个朋友躲开一点，怕砸着你们，我们一起看。然后他就开始，从来没有这样自豪过，还拿着对讲机说，往上一点。往下一点。调了两分钟还没有调好，其实我觉得可以了，但是他那天精益求精。然后我说，咱们大家再鼓励鼓励灯光师傅，全场热烈鼓掌，我看师傅汗都下来了（笑），这时候他调好了。大家又一次鼓掌，他下来后，直接喝酒去了（笑）。我要说明，我们的灯光马师傅一直是很好的，我说的是别人（笑）。
我觉得尊重是相互的，每个人心里都会有感受。这时候录音师傅上来了，说现在话筒都安好了，再调一下声音。我说就让观众说话，你来调，他说对。我说，你别管了，我来办。然后我就上去说，节目马上要开始了，以后大家都有可能到电视台采做嘉宾，现在我给你们传授一些到电视台录像的技巧，比如不要穿白色的衣服，白色的衣服会反光，还有不要穿小细点，—或者小细条的衣服，这样它会模糊，我们的专业术语叫“跑条”。有的时候你们在家里，看到人的衣服老乱闪，像雪花一样，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他们说有。我说你们是不是以为电视坏了，他说是。我说电视没坏，是衣服穿错了（笑），以后你们来录像就不要穿这样的衣服。怎么调话筒呢？你们看我，现在调我的话简，我是崔永元，我是崔永元，底下大家部说我们知道了，我说知道也要说，调话筒就是这样。
有一次我家里的邻居第一次看我录像，一进来我正调话筒，邻居吓一跳说，哟，这孩子又犯病了（笑）。调话筒时这样反复说，就让调音师从容地把你的声音调好。现在我们就开始调音，从第一位嘉宾开始，从贾平凹先生，然后贾平凹说，我是贾平凹，我是贾平凹，说了4遍。我说你看贾先生病得比我还厉害。再试第二个，就在欢声笑语中，话简调完了。观众始终处在放松的状态中。5年了，和我们合作的这些工种，都知道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工作，他们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配合。
我们现在最怕的就是换演播室，因为中央台有很多演播室，今天换这个，明天换那个，每换一个演播室，总会出现新的情况。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到其他台录像，也是这个原因。因为每个台的工作习惯都不一样，去了以后；大家的工作方式不同，就会对节目有很大影响。
我印象很深，百一次我到一家电视台去录像，和嘉宾谈，正谈在兴头上，忽然有人说“停”。谁喊的？那边一个摄像说，我喊停。我说有什么事吗？他说我现在换一个机位。你换机位你换你的，你让我停干什么？他们从来不把主持人，不把请来的嘉宾，尤其不把请来的观众当回事。很多电视台都是这样工作的。换机位，我觉得这是技术问题，你们应该想办法克服困难，所以，电视也是团队工作，办好一个节目，每个工种都得有人文关怀的精神，否则一个人你就是神仙，也没有回天之力。
专职策划（42）
还有电视台的演播室对观众来说，总会有一种神秘感，我们应该想办法消除这种感觉。有一些电视从业人员喜欢夸大这种神秘，因为他觉得这样做，人家才会高看我们。所谓我会你不会。比如拿一张纸调白。观众看得莫名其妙、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观众入场之前，把这个过程完成，如果没有完成，就采用别的方法，比如观众入场后，有人去调白，我就会叫住他，采访他们，问这最什么意思，他就给大家讲，调白有什么好处，他告诉大家。我问现在大家是不是听懂了，调白就可以把你们拍得更自（笑），任何一个技术手段都要在演播窒里把它化解，不要人为强化神秘感。
在录孩子节目的时候，尤其注意这一点。那时候我们会告诉所有的摄像，今天一秒钟都不要离开自己的岗位，要紧紧看护好自己的机器。因为我们请孩子到现场录节目，从来不给他们宣布规矩，我们告诉他们，今天就算是放假了，咱们就撒开玩，想干嘛就干嘛。电线别摸，摸着可疼了（笑），我小时候摸过。其他你们都可以随便。所以孩子到了《实话实说》，就像到了游乐园一样，非常高兴。
做《实话实说》这5年来，如果说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们知道了怎样和专家、学者合作，电视节目是怎么策划完成的，还有一个群体怎么树立人文关怀精神，这种人文关怀精神渗透到你的节目运作当中以后，怎么在你的节日中体现出来，包括怎么让所有的电视参与者达到最松弛的状态，从而完成还原真实的谈话空间。我觉得《实话实说》的建立，《实话实说》的出现，确立了电视策划在电视节目中重要的位置。现在我们组里专职的策划就有10个人。他们在全组地位最高，待遇也最高。
现在我们的总策划叫杨东平。因为工作的原因，郑也夫、邝阳、陆建华这些学者相继退出，或者加盟别的节目，只有杨东平留了下来。他是北京知名的社会学、教育学的专家，自己还在带研究生，写过一本畅销书叫《城市季风》，可能大家都看过。他现在工作再忙，我们录像的时候他也来现场看，每次录像结束的总结会他也要来参加，大家都觉得总策划在节目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杨老板话不多，但是经常看我们争论一个下午，他坐在那里听，最后总结几句，整个话题就提升了，我们就明确了谈话的方向。
目前全国有100多个谈话节目，到我们那里学习过的不下几十个。他们回去以后，大多都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策划队伍。我也问过他们，你们是从我们这里学回去的，为什么这套学不去。他说他们觉得推行起来非常难，我们可能觉得策划很重要，但是台领导不觉得他重要，其他工种也不觉得他重要，总是在吃醋、弄得文化人心里不舒服，慢慢就退出了。当策划队伍退出你的节目以后，你的节目文化品位也退出了。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谈话节目，良莠不齐，有的非常差，我觉得甚至低级到超过美国的垃圾脱口秀，和我们电视人自然闭门造车有非常大的关系。
现在在中央电视台，我觉得我们的工作经验已经慢慢地受到重视和推广，有一些场合，也许我们去介绍经验。有的节目在开始筹备时，第一件事就是筹备自己的策划队伍。北京文化圈很大，有—些专家、学者，都是有名望的，非常难请。有时我们明知道某个话题、某个专家来谈最合适，但是他不愿意来。有的学者，我们做了两年工作，终于清出来了。
做谈话节目有很多限制，尤其是话题上的限制，，我们做不了尖锐的话题，所以要在文化内涵上多下一点工夫。虽然干了5年，总结起来，经验就是这么几条，虽然经验就是这么几条，做起来也会很难。不信大家可以在自己的工作中尝试尝试，试一下把灯爷、摄爷、录爷都变成你的朋友，让他们全身心为你的节目努力。看看这是多么巨大的工程。然后你再试一试，让所有的观众，各行各业的、各种阶层的、操着不同口音的，到了你的演播室，见到你都像亲人一样，跟你说话，都像朋友一样，这个工程完成起来很不容易。我觉得当你把这些都完成以后，你就可以享受到做节目的乐趣了。
我喜欢和大家交流，现在我想回答大家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做一点“学术交流”。哪位想问，就站起来随便问，我的名字叫崔永无，希望大家直呼其名，或者就喊老崔、小崔，别叫崔老师、崔先生，那样一下让我们拉开距离了，我等着大家的问题，没有就散会（笑）。
有问必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