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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曾被创造出来的所有动物物种当时依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种想法似乎颇为合情合理，因为地球被认为只有几千岁的年龄，而且因为上帝，作为所有动物的造物主，是绝不会听任他的任何造物灭绝的。因此人们一致认为物种灭绝是不可能的，居维叶对着那些挖出的骨头苦苦思索，最终得出结论：无论是有上帝还是没有上帝，许多动物已经灭绝，而起因，他想，是世界范围的大灾变，比如说诺亚的洪水。”
“好吧……”
“于是居维叶勉强地开始相信灭绝，”马尔科姆说，“但他从来没有接受进化的观点。在居维叶的思想上，进化不曾发生，有些动物灭亡了，有些动物活下来，但没有动物发生进化。在他看来，动物是一成不变的，在他之后出了达尔文。达尔文声称动物的确在进化，而那些出土骨头实际上是活着动物的绝迹的祖先。达尔文思想的隐含之义使许多多人感到不安。他们不愿设想上帝的造物在变化，也不愿设想他们的家谱中有猴子。人们感觉难堪和受到冒犯。争论极其激烈。但是达尔文收集了敦量惊人的基于事实的资料——他的论辩理由压倒了对方。于是他的进化观点逐渐为科学家，并最终为世人所接受。然而问题并没有解决：进化是如何发生的？对此，达尔文没有作出满意的回答。”
“自然选择呗。”阿比说。
“是啊，那就是达尔文的解释。环境施加的压力青睐了某些动物，以致其后代更频繁地生育繁殖，进化就是这样发生的。然而正如许多人所认识到的那样，自然选择并不是一种真正的解释。它仅仅是一个定义：如果一种动物兴旺了，它就肯定被选择了。可是这种动物身上的什么东西受到了青睐呢？自然选择又是如何实际运作的呢？达尔文茫然不知。而且在其后五十年间也设有任何其他人知道。”
“就是基因嘛。”凯利说。
“是啊，”马尔科姆说，“很好。我们来到了二十世纪。孟德尔的植物学研究成果得到重新发现。费希尔和赖特进行了种群研究。很快我们便知道是基因控制着遗传——不管基因是什么。记住，在本世纪前半叶，在整个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有人对基因为何物有丝毫的概念，在一九五三年出了沃森和克里克之后，我们才知道基因是双螺旋排列的核苷酸。真伟大。我们还知道了突变。于是到了二十世纪末，我们就有了一套自然选择理论。根据这个理论，突变自发地产生于基因中，而环境则青睐那些有益的突变，进化就发生于这一选择进程。这样解释简单而直截了当。上帝没有起作用，并未涉及什么更高的组织原理。最后，进化只是一连串要么生存、要么灭亡的突变的结果，对不对？”
“对。”阿比说。
“可是这种观点有些问题，”马尔科姆说，“首先，有个时间问题。单个细菌——最早的生命形式——具有两千个酶。科学家已经估算出将取自原生浆液的酶任意组合需要花多长时间。估算结果为四百亿到一千亿年，可地球的年龄才只有四十亿年。所以说，单凭机缘似乎实在太慢。尤其是，我们已经知道细菌是在地球形成四亿年之后才出现的。生命却出现得极快——这就是为什么某些科学家认为地球上的生命必然起源于外星球。不过我认为这只是在回避问题。”
“好吧……”
“其次，还有协调的问题。假如你相信现今流行的理论，那么生命奇妙无比的全部复杂多样就只成了偶然事件的积累——串在一起的一系列基因意外事变。然而当我们仔细观察动物时，我们发现似乎有许多要素肯定是同时进化的。以蝙蝠为例，它们具有回声定位功能，靠声音导航。为此，必须进化许多东西。蝙蝠需要一种专门的器官进行发声，需要专门的耳朵去听回声，需要专门的大脑破译声音，还需要专门的身体去俯冲、猛扑和捕捉昆虫。假如这一切不同时进化，便毫无益处，而想象这一切的发生纯属偶然，就好比是想象一场飓风袭击了废品堆，便将零散的部件组装成了一架能飞的被音747飞机。这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不错，”索恩说，“我同意。”
“下一个问题。进化并不总是像一股盲目力量那样行事。某些环境生态龛没有被填充。某些植物没有被吃掉，而某些动物没有进化多少。鲨鱼在一亿六千万年间没有变化，负鼠自从六千五百万年以前恐龙灭绝以来一直没有变化。这些动物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巨变，可它们自己却几乎保持原样，不是完全原样，而是几乎原样。换句话说，似乎它们未对其环境作出响应。”
“也许它们仍然很适应。”阿比说。
“也许吧。要么也许还另有什么我们所不理解的事情在发生。”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影响结局的其他规则。”
索恩说：“你是在说进化是定向的吗？”
“不，”马尔科姆说，“那是特创论，是错误的。完全是一派谬论。我所说的是，自然选择作用于基因可能并非事情的全貌。这太简单了，还有其他力量在发挥作用。血红蛋白分子是一种蛋白质，仿佛三明治一般地折叠包夹着一个粘合氧的中心铁原子。血红蛋白在摄入和吐出氧时会膨胀和收缩，就像一个微型分子肺似的。现在，我们已知道了构成血红蛋白的氨基酸顺序，可是却不知如何将它折叠。所幸的是，我们不需要了解这一点，因为如果你制造出这种分子，它自动地便折叠起来了。它进行自我组织。结果一次又一次地表明，生物似乎具备自我组织的特性。蛋白质折叠起来，酶相互作甩，细胞自己排列形成器官，器官则自己排列构成和谐的个体。个体自己有机地组织起来形成种群。而种群又自己组合成为一个和谐的生物圈，从复杂性理论出发，我们开始明白了一点自我组织大概是如何发生的，而它又意味着什么。它暗示出我们看待进化的视角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但是，”阿比说，“归根结底，进化肯定还是环境作用于基因的结果。”
“我认为这还不够，阿比。”马尔科姆说，“我认为还牵涉到更多的东西，我想非得多一些不可，即使是要解释我们自己这个物种是如何产生的。”
“大约在三百万年以前，”马尔科姆说，“一些原先居住在树上的非洲类人猿来到了地面上。这些类人猿并无任何特别之处。它们的大脑很小，并不特别聪明。他们没有利爪或利齿作为武器。它们不是特别强壮，跑得也不是特别快。他们肯定不是豹子的对手。但由于身材矮小，他们开始用后肢直立，以便越过高高的野草向外看。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不过是些普通的类人猿，从草丛中探头观望而已。
“随着时间的推移，类人猿直立的时间越来越多，便可腾出手来做一些事情。如同所有的类人猿一样，他们是工具使用者。举例说，黑猩猩使用细树枝来捕食白蚁。诸如此类。随着日久年深，我们的类人猿祖先们发展出一些更为复杂的工具。这种刺激使他们的大脑增加了体积和复杂性。于是产生了一种螺旋运动：更复杂的工具激发出更复杂的大脑，而反过来又激发出更复杂的工具。从进化的角度来说，我们的大脑简直是在爆炸。在大约一百万年间，我们的大脑体积增大了一倍以上。这就给我们带来了问题。”
“比如说呢？”
“比如说出生吧，大脑袋无法通过分娩通道，这意味着分娩时母婴双亡。这可不行。那么进化作出了什么反应呢？让人类婴儿在发育的很早阶段出生，这时他们的脑袋仍然很小，可以通过骨盆。这就是有袋动物的解决办法——大多数发育过程发生在母体之外。一个人类婴儿的大脑在出生后的第一年里增大一倍。这样就较好地解决了出生问题，但又造成了其他问题，这意味着人类要儿出生后很久都不能自立，许多哺乳动物的幼仔出生后几分钟就能行走。其他的则在几天或几周内开始行走。可是人类倍儿整整一年都不能行走。他们不能自己进食的时间还要更长。因此大脑袋的一个代价便是：我们的祖先不得不演化出新型、稳定的社会组织，以便可能实现持续多年的长时期育儿。这些大脑袋的、全然依赖他人的孩子们改变了社会，不过这不是最重要的结果。”
“还不是？”
“不是，出生于未成熟的状态意味着人类婴儿具有尚未成形的大脑，他们来到世上时并不具备许多与生俱来的本能行为。一个新生儿会本能地吮吸和抓握，但大致也就如此了。复杂的人类行为决非出自本能。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