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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室的工作。这是一份迪克梦寐以求的工作，一种新生活的开始。
这些成年人都对小迪克说过这样一句话：“未来只能靠自己！”就这么一句简短的话，却是小迪克一生取之不尽的财富。
大音乐家贝多芬的故事，同学们也一定听说过，在不到30岁的时候，他的听力就渐渐衰退了；后来情况越来越糟，到最后竟发展成两耳失聪！对于一个音乐家，尤其是作曲家来说，就如同飞机失去了双翼。可是，贝多芬没有屈服。他说：“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绝不让命运所压倒！”就是凭着这份对音乐的挚爱、对理想的追求，贝多芬硬是靠着把耳朵紧紧贴在琴板上，去感受琴键的颤动，最终艰难地完成了一篇又一篇不朽的旷世之作。
你们会觉得：“人家是世界级的音乐大师，咱哪有资格和他比呀？乌龟撵兔子——不在一个档次啊！”其实音乐大师不也是从普通人成长起来的吗。只不过命运更多舛，意志更坚韧罢了。
我建议同学们读读小迪克，读读贝多芬，相信会从中找到人生的智慧，感悟一种精神，更会在自己面对生活、面对困难、面对世界的时候，充满自信地笑着说一声“我能行”！
面对命运，你要相信自己。只要树立了人生的目标，你就有了希望。希望，它是所有成就的出发点，也是你走向财富的第一步。
面对命运，你要改变自己。只要有了坚实的行动，你就有了改变。改变，它是所有事物发展的根本，也是你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改变命运，全靠自己！
面对选择——思考比盲从重要
人生第六课：我思考！
张琳是个超棒的女孩，从小学到中学都很出色，在全国和上海数理化各项比赛中获过很多次奖。
1999年，她上高三的时候，可以保送上大学，北大、清华、复旦由她选，但出乎意料的是，她却放弃了保送名额，报考了上海中医学院！
我虽然也很意外，但我相信张琳的选择。
四年后，我去上海开会，见到了张琳，听她讲述了其中的原因。
这时的张琳已不再是当年的“假小子”，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美少女。
“我想当个人文医生。”张琳直率地告诉我，“我记得和你说过我很想做‘知心姐姐’，我觉得社会很需要‘知心’。我发现，有心理疾病的人比有生理疾病的人多。可现在的医生心冷脸冷，很少和病人沟通，这样的结果是有心理障碍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我有了当‘人文医生’的想法。我想，我已经具备数、理、化和外语的自学能力，可没学过中医，于是就选择了上海中医学院。”
张琳接着告诉我：“我大学毕业后，报考了上海中医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伦理学，明年学院要派我去哈佛进修一年。硕士毕业后我想工作两年再读博士。读完博士，有了经验我要当个人文医生，将来有了钱，我要开个私人诊所，实现我的梦想！我希望知心姐姐也参加！”
“好！”听她这么一说，我非常高兴，“我们干同行了！只是你比我的专业知识多，我要拜你为师！”
张琳笑了，笑得真甜：“您说哪去了，您才是我的老师，我一直很佩服您。”交往十多年，第一次听她称我“您”。
你看，在有名和有用中，张琳选择了有用。她没去追求虚名，而是按着自己的想法，选择了独立和务实。
我是1990年认识张琳的，当时她还是上海一名小学生，才12岁。我们《中国少年报》发起了城乡少年儿童之间的“手拉手”活动，带着京、津、沪、汉四个城市的小记者到湖北大别山区罗田县采访。从上海来了3个孩子：张琳、姜宇秋和陈中崛。
第一眼见到张琳，就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她穿了条花裤子，留了个男孩子的短发，但却温文尔雅；她性格开朗，无拘无束，却又善良正直。
在采访团的12名小记者中，张琳最出色。
罗田县是著名的革命老区，但因交通不便，至今仍然十分贫穷。
张琳在村子里看到一个小女孩，光着脚，头上却戴着一个漂亮发卡，便问她发卡是哪儿来的。小女孩说她从画片上看到城里孩子都戴着漂亮的发卡，就很想要一个，但是家里没钱买。她便利用暑假的时间上山采药，拿到县里卖了1元6角钱，花了6角钱买了这个发卡，1元钱买了个本子。张琳很受感动，悄悄对我说：“农村孩子真了不起！”
我带一名小记者住在一个叫张正的男孩家里。张正11岁，在乡小读书。我送他一张《中国少年报》。他又惊又喜，双手捧着报纸，用袖子当抹布，把桌子擦了好几遍，才把报纸平铺在桌上，一字一句地读起来，一直到深夜。第二天一大早，他又拿起报纸继续看。我叫他出去和小记者拍照，就在按下快门的一瞬间，我突然发现，张正的眼睛没有看镜头，一直盯着那张《中国少年报》。
我真是很感动，忙问：“你见过报纸吗？”
“没有。这是我见到的第一张报。”张正小声回答。
“你有书吗？”张琳和小记者们围过来问张正。
“有两本。”张正打开书包，一本是语文，一本是数学。没有一本课外书！
这些从小生活在城市里的小记者们惊呆了。他们自己有多少书报，谁也数不清。张琳马上提出：回去把自己读过的书报寄些来，在张正家办个“小小图书馆”。小记者们全都赞成，这可算是全国最早的“手拉手书屋”了。
回到上海后，张琳、姜宇秋和陈中崛组成报告团，到一所所学校作报告，主题是：“想想大别山吧！”在报告会上，张琳对伙伴们讲：“大家想一想，在我们的抽屉里有多少从没戴过的发卡，床底下堆着多少已经不时髦的但仍然很新的各式各样的鞋？书柜里有多少买了还没看的新书？想想大别山吧！”
张琳是上海红领巾理事会的副主席，她通过红领巾理事会，在上海团市委的支持下，在全市发起了“一本书寄友情”活动，号召上海市的少先队员每人为贫困地区小伙伴捐出一本书。结果短短三个月时间，上海市100万少先队员就捐出了218万册书！
我还专程到上海采访，听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贫困地区的小伙伴们收到这些书，激动坏了！一个农村小学校的师生们，跑到黄土高坡上，手捧漂亮的课外书，朝上海方向高喊：“感谢上海的小朋友！”
上海少先队员的做法，一下就推动了全国少年儿童的“手拉手”活动，“赠书交友”、“读书交友”、建“手拉手书屋”的活动在全国各地展开了，数以亿计的图书、报刊通过城市孩子的手，送到边远、贫穷的山村。
你看，在独享和分享中，张琳选择了分享。
1991年，张琳荣获中国好少年创造奖。暑假的时候，中国少年报社在深圳组织了“明天会更好”中国好少年夏令营，30多名中国好少年和全国“十佳”少先队员候选人参加，想借此考察一下“十佳”的实际能力。各地营员都是由老师或家长带送到深圳的，只有张琳是自己一个人从上海乘火车到深圳。
我问她：“一个人坐火车害不害怕？”
张琳说：“不怕。依赖大人还是独立做事，我选择独立。独自做事的感觉真好！”张琳告诉我，10多岁时，她就拿着妈妈画的地图，跑遍了大上海。光自然博物馆就去了三次，有一次，她还自己买车票带小记者去青浦灾区采访呢！
1991年10月，张琳当选为第二届全国“十佳”少先队员，一个人来北京开会。
一见面，她便笑着对我说：“没买到卧铺票，我跑到餐车上，和餐车长说明情况，餐车长让我在餐车里坐了一夜，这回可好了，读了一晚上英语，真过瘾！”
“你快成独立大队长了！”我笑她半天，心里实在喜欢她！今天在父母呵护下长大的独生子女，多么需要张琳这种独立精神呀！
你看，在依赖和独立中，张琳选择了独立。
“十佳”少先队员要在中南海礼堂作报告。我担任“十佳”队员报告的辅导员。
“十佳”队员个个优秀，可大会时间有限，不可能每个人都发言，但这样难得的机会，谁也不愿意放弃，怎么办呢？
私下里我和张琳商量，想听听她的意见。
张琳坦率地说：“我不讲了，把机会留给别人吧！”
最后，我建议由张琳担任报告团的主持人，领导同意了。
张琳认真地作了准备，她用串词，把每个人都作了介绍。当介绍到南京市聋女周婷婷时，她让全场的听众用双手堵住耳朵，然后轻轻地说：“请大家体验一下，假如你是聋人，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你的感受会怎样？……而周婷婷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
全场鸦雀无声，大家不仅被周婷婷深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