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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工党的报应
工党的时间在流失。1976年这段历史和哈罗德·威尔逊一起留给吉姆·卡拉汉一手坏牌。他像一个玩扑克的好手，运用技术、玩牌人的风度以及简单的吹嘘，尽量推迟失败的到来，以便等待时机，突然变出一张或两张王牌。然而，1978年变成了1979年，倒霉的事接踵而来。12月12日星期二，代表全国保健服务界和地方当局的工会拒绝5％的增资限制，宣布他们将在新年期间罢工。12月底，天不作美，蓄意捣乱，雪暴、风暴、洪水相继袭来。1月3日星期三，运输工人工会号召卡车司机罢工，要求提高工资25％。200万工人面临辞退。医院中的病人，包括晚期癌症患者，得不到治疗。利物浦的掘墓工人罢工。垃圾在莱斯特广场堆积如山。在政府的顺从下，工会车间代表散发准许证，使运送“重要”物资的卡车得以通过纠察线。总之，英国处于瘫痪状态。然而，对工党政府更大的破坏则在于，它把国家管理交给了工会的地方委员会。
我们能够把握住这一机会吗？这可能部分地取决于我们的一项总称为“踏脚石”代号的计划。我们自1977年夏天以来就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断断续续地进行着这项计划。它是由约翰。豪斯肯思想出来的，他是一个很能干的转业军人，是最早开设计算机软件公司的人之一。后来他把公司卖掉，以便集中精力从事公共事务。我们与他见面之前，约翰曾与基思·约瑟夫在政策研究中心接触过。他与他的同事诺曼·斯特劳斯总的来说对政治决策的短期行为，特别是影子内阁的决策方式，表示了毫不掩饰的鄙视，这种态度既新鲜又有时令人发怒。他们二人辩论说，如果我们不把所有的政策规范到一个战略中去，我们就不可能取胜。在这一战略中我们需要事先制定采取行动的次序。战略的名称就是这么来的。第一次听到这一言论时，我的印象不深。星期天我们在福拉德街吃午饭时见面，会见结束时我说，他们吃了整整一大块烤牛肉，但我不知道我从谈话中到底得到了什么。参加会见的艾尔弗雷德·谢尔曼挖昔说，下一次他们将带三明治来。
但在不同的情况下，当考虑长期问题时，我开始体会到约翰·豪斯肯思分析问题的深度和品位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鉴于形势的发展，他和诺曼·斯特劳斯在1977年秋天准备的以“踏脚石”为标题的文稿，后来用来作为讨论的框架，既有说服力，本身又像是政策。其主题是工会改革是我们的重中之重；舍此国家振兴纲领的其他方面将会受阻。但是，只有一个在这场辩论中取胜的保守党政府才能执行这一纲领。在下次大选中，如果只是在对工党政府1974年执政以来的表现不满意的基础上获胜，即使占有很大多数，也是不够的。因此，不仅不能像许多同事们希望的那样回避工会问题，我们应该设法开展这场辩论。而且，这场辩论并不可怕：工会正在日益成为工党的负担，而相应地成为我们的一笔政治财富。有了智慧和勇气，我们能够把一谈“对抗”就充满退缩和失败情绪的状况扭转过来。
1977年11月底，我在众议院会见作者，一起喝饮料、用晚餐，我对其分析热情起来并讲了许多话（与基思·约瑟夫、安格斯·莫德、威利·怀特洛一起）。紧接着我们成立了“踏脚石计划”指导小组并于1978年1月开会，建议影子内阁部长和有关人员分成小组，制定计划，通过演讲、小册子、写文章等推进这一战略。同时还有一个“政策探索”小组，由更坚强可靠的内阁成员组成，包括基思·约瑟夫、戴维·豪威尔、奈杰尔·劳森、诺曼·拉蒙特，他们与约翰·豪斯肯思和诺曼·斯特劳斯一起工作，结合“踏脚石计划”这个总的主题提出政策建议。
但是在执行这一计划之前，首先面对的是持怀疑或敌视态度的同事们。1月底我召开了领袖指导委员会会议。在会上我们的争论止步不前。同事们竞相称赞“踏脚石计划”这篇文稿，但警告说应到此为止，不要再做什么——这是一种有名的回避技巧。我们应该避免“过于迟钝或引起争议”（弗兰西斯·皮姆），我们在“反对姑息和对抗，但应该还有第三条道路”（约翰·佩顿）。彼得·桑尼克罗福特，伊恩·吉尔摩，吉姆·普赖尔都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怀疑。约翰·戴维斯坦率他说“如果我们在工会问题上讲老实话，我们肯定在选举中失败”。
克里斯·帕顿曾向会议提交了一份论文，对“踏脚石计划”表示疑问。他的基本倾向是，作为反对党应采取务实的态度，而不是按照意识形态行事，这是无疑的。但是，我支持“踏脚石计划”作者的观点，要改造英国仅仅诉诸策略是不够的。与会的多数人抓住克赖斯的论文提供的稻草，表示了把帕顿一豪斯肯思的想法统一起来的愚蠢愿望。我不得不屈从。实际上他们想把“踏脚石计划”扼杀掉，但我不允许这么做。
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又使“踏脚石计划”回到轨道上来。但即使这时克赖斯·帕顿的工作也在“平行”并进，而持反对态度的人们如吉姆·普赖尔、伊恩·吉尔摩还在掌握着几个非常重要的“课题组”。约翰·豪斯肯思曾希望说服吉姆·普赖尔在工会问题上开辟新的道路，吉姆允诺发表关于“踏脚石计划”的讲话，但发表时他的态度没有新的进展。尽管政策研究小组提出一些有用的思想（有些并不好），但没有涉及工资政策这个重要问题，到1978年夏末整个“踏脚石计划”陷入停顿。它对起草竞选宣言也没有发生任何影响：如果在10月份进行大选竞选，竞选宣言对工会改革将提不出什么重要措施。
同年秋天政府5％增资政策的垮台使“踏脚石计划”重新获得活力。工党年会拒绝接受政府的工资政策，基思·约瑟夫立即来见威利·怀特洛和我，对我们没有继续走下去表示失望。在不同场合人们曾建议更换吉姆·普赖尔，现在可以不采取这么强烈的措施而继续前进，这个时机是显而易见的。在11月中我随之安排了一次“踏脚石计划”指导小组会议。
在这次和此后的会议上，吉姆在那年冬季仍能得以阻止就工会问题开展二场有力的运动的建议。彼得。桑尼克罗福特大力支持他。彼得从来不是“踏脚石计划”的朋友：他甚至一度建议把所有“踏脚石计划”报告收口总部烧毁。尽管如此，党内意见开始转向我的方向。没有“不满的冬天”的工业混乱，即使进行多少讨论也不足以说服内阁成员、顾问们、议员们严肃考虑工会改革问题。
即使这时他们也需要领导。在这方面我们自1975年以来取得的进展甚少。吉姆·普赖尔作为影子内阁就业发言人所占的位置很容易否决关于工会改革的新政策。尽管在1978年圣诞节前夕我们说服他同意把我们的政策加以延伸。即对自愿进行秘密投票的工会国家提供基金…我们将提供现金用于罢工前的投票费用和工会选举费用…这实际上意义不大。 的确，对一般投票者来说，我们的秘密投票政策很难与工党的政策区别开来：1978年11月首相提出，如果工会愿意，可以就秘密投票问题立法。
我焦虑不安地在斯科特尼度过了圣诞节和新年，眼看着危机日益增长。如同1974年的圣诞节一样，恶劣的天气使我们没有兴致像通常那样出去散步。而且我有许多事要做。我阅读了各政策小组送来的关于工会的文件，我还带来了一大包新闻摘要和感兴趣的局外人送来的信息摘要。我花费了许多时间研究产业关系法教科书，回过头来又阅读议会法律原文，通读了1906年以来的最重要立法。我每次打开收音机或电视，收到的都是更坏的消息。我回到伦敦时下定了一条决心：在工会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的时机已经到来。
找到一个讲话的讲台是没有困难的。圣诞节前我已经同意于1月14日星期天在“周末世界”栏目接受布赖恩·沃尔登的采访；我把日期提前一周到1月7日。新年时我口到伦敦，我与艾尔弗雷德·谢尔曼、戈登·里斯和其他几位关系密切的顾问见面，继续由他们向我吹风。产业形势变化很快，很难跟上，但在此后几周内我的手头上掌握最新事实，对我将非常有利。
1月3日星期三，吉姆·普赖尔插进来干预政策变革。他在电台接受罗宾·戴采访时，坚决反对罢工前举行强制性投票（“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强制的东西”），拒绝就罢工者的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