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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格伦威克不仅象征着对法律的进攻和极左翼的发展，还象征着非工会会员不得雇用的“封闭式工厂” 。 全国争取自由协会维护格伦威克，而且极力反对“封闭式工厂” 。 而专业人员联合会明显希望最终能够迫使格伦威克的雇员实行“封闭式工厂”制。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封闭式工厂”将代表着工会权力的稳固据点，可以据此对自由发起进攻。
然而，总起来看，格伦威克事件的问题所在，不仅仅局限于“封闭式工厂”；而是关于工会的权力问题。格伦威克正在发生的事件使我感到震惊，但我并不认为为了对“封闭式工厂”发起激烈的进攻，我们对工会的改革就可以不再采取谨慎的路线，这样做的时机还不成熟（我与吉姆·普赖尔认识一致）。我们必须考虑更为广泛的问题，包括工会逃脱民法惩罚的问题，暴力和恐吓问题。当时工会逃脱了刑法的惩罚，因为他们是在合法纠察的掩盖下进行活动的。我们在开始有效地解决其中的某些问题之前，不可能有效地使“封闭式工厂”的做法非法，在反对工党政府的“工会与劳工关系法”的某些内容时，我们形成了普赖尔路线，即对那些受“封闭式工厂”影响而失业的工人，扩大保障，增加赔偿金，而不是就事论事或试图禁止这一做法（人们广泛地议论说，由于雇主与工会之间存在秘而不宣的谅解，不管我们做什么，上述做法实际上会继续存在；而且有些雇主实际上更喜欢“封闭式工厂”的做法，这样他们可以依靠工会来约束工人，他们可以活得更轻松些）。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处境和立场，我们并不轻松。
吉姆·普赖尔比我要轻松些。我想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实际问题而不是一个道德问题：重要的是要现实，承认法律不能驯服工会。任何改革都需要它们的合作。基思·约塞夫的态度截然不同，他认为集体敲诈违反人权，他坚决反对。吉姆和基思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公开地反映在关于格伦威克纠纷的斯卡曼报告中，使这个问题全部公开于众。前边我曾写到这件事给我在美国访问时带来的问题。当时我认为基思对斯卡曼勋爵的批评过于尖锐，尽管斯卡曼报告只不过是一个司法文件，没有法律效力。而且，吉姆是这个问题的发言人，而不是基思。我要么解雇吉姆，要么调动他（我需要吉姆，二者都不可行），要么就要迁就他的思路。
我正是这么做的。回想起来吉姆和我是错误的，基思是正确的。整个事件表明，我们非常注意不去改变有关产业关系的立法，尽管在正常情况下这也许是合理的，但在危机情况下就显得软弱无力，无济于事。我部分地支持了吉姆，因为实行强硬政策的气候还没有成熟。在影子内阁中，我的大多数同事还不同意我的观点。但不久就需要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了。进行全面考虑后，我又回到举行全民公决的想法。从非洲回来后我知道，当接受电视台的布赖恩·沃尔登采访时，我会受到追问，如果面临工会的全面对抗，保守党政府采取什么措施。那次采访是他初次作为节目主持人登台亮相，主持“世界周未”这个节目。我必须准备一个有说服力的口答，而且，这个问题在影子内阁内不管进行多少讨论都没有希望达成一致认识。因此我在节目中辩论道，尽管这种对抗可能不会发生，但如果一旦出现这种紧急状况，可能需要举行全民公决。这个建议得到新闻界很好的反应，得到党内两翼的公开支持。这一点甚为重要， 当时在谣传着党的分裂和冲突 （吉姆预料在保守党年会上关于“封闭式工厂”问题可能会颇费周折，也许这一预料是有益的）。我成立了以尼克·爱德华为首的党的委员会就公决及其作用问题提出报告。当然，尽管进行公决的建议为我们赢得了非常重要的时机，但其本身并不是对工会权力问题的回答。假设我们在公决中获胜，这表明普通公众支持政府对好斗分子采取措施，仍有必要制定措施削弱工会权力。但迄今我们还没有认真考虑采取什么措施。
第三节 离开收入政策
关于工会权力的争论与收入政策的争论是互相联系的。此时政府的收入政策显得日益脆弱。在实行“节制”政策的第二年底，尽管工会理事会要求其会员在未来12个月中提高工资的要求不要超过一次，而且财政大臣恳请增资不要超过10％（像以前一样，伴随着对超额增资雇主的制裁威胁），仍然未能就正式的收入政策取得一致认识。当然，工党政府与工会为在收入政策上达成一致所面临的困难，比起我们的困难来是微不足道的。不幸的是，我们已经承诺在1977年党的年会之前发表一份包括收入政策的经济政策文件。戴维·豪威尔是主要起草人，他是一位能干的信仰货币主义的新闻工作者，而且是一位前座议员发言人。而杰弗里。豪在他的经济建设小组中无怨无悔地在相互冲突的观点中寻求着某种一致意见，现在他完全相信，通过某种经济论坛采取德国人式的“一致行动”堪称上策。
我已经看到困难正在来临，对此我表示了自己的不安。杰弗里试图说服我相信论坛制度的长处，他寄给我一篇文章说明德国人是怎么做的。我给他写信说：“这篇文章把我吓得魂不附体。我们确实必须避免这类可怕的行话。我们应该认识到，德国人的清谈馆所以行之有效，是因为他们是德国人。”
起草文件的工作继续进行着，但是是在前座议员经济发言人中，而不是在影子内阁中。与格伦威克事件和“封闭式工厂”问题相比，基思准备作出的让步比我要大。他和我一样对“论坛”感到不安。最终，文件由基思、杰弗里、吉姆、普赖尔、戴维、豪威尔和安格斯、莫德签署发表，没有由影子内阁正式通过。
我并不怎么喜欢《关于经济的正确思路》这份文件。与1976年发表的《正确思路》不同，这份文件对外界的影响甚小，对将来我们执政时将要执行的政策也影响甚微。我小心翼翼，确保“一致行动”—除了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的有限框架外—永远不让它见到天日。
我们就是这样在1977年党的年会在布莱克普尔举行之前在一定程度上修补了政策裂缝。年会本身给我上了重要的一课，但党的管理人员觉得很难接受。表面看来布莱克普尔年会是成功的，同事们在有争议的问题上一般坚持协商一致的路线，避免了令人难堪的分裂。我自己的讲话也是本着这种精神。它包括了许多好的思路，但不管怎么修饰，这份文件的内容基本上都只是对工党的喧闹进行欢快的攻击，缺少积极进取的实质内容。尽管直接反映是好的，但不久真相大白，关于我们政策的重大问题没有得到答复；我对这份文件并不满意。我的本能证明是正确的。进入年会季节之时，在民意测验中我们领先工党几分，而当年会结束时工党已与我们并驾齐驱。一次“好的”年会决不应为了避免争吵而不讨论问题。
毕竟，到1978年1月，人们注视的焦点转移到了党的管理人员认为最好能够回避的那些困难的、重要的问题上来。杰弗里·豪在斯文顿的讲话中尖锐地、全面地攻击了英国工会的作用，受到工会领导人的一阵大骂，一些同事也不加掩饰地对他的讲话表示愠怒。我同意杰弗里的观点，而且公开为他辩护。但我基本上坚持普赖尔的思路，因此我劝他不要再发表这类演说，我在草稿上这样写道：“杰弗里：这不是你的课题，为什么继续就这一课题发表演说呢？新闻媒体会为此把你钉在十字架上。”
十分奇怪，几天以后我自己成了同样尖锐批评的靶子，我决心利用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苏格兰实业家会议发表演说，摆脱收入政策对我们的局限和困惑。我说：
政府不再干预私营部门的价格和利润，这是我们和你们都想看到的，与此相对应，政府也不应干预工资谈判，这是不可避免的。个人责任再没有其他选择。
这篇发言受到攻击，其中包括《经济学家》以一个小心翼翼的标题发表的文章：“撒切尔夫人把保守党带入危险水域。”
在那个年代，一种蛰伏的社会主义已经成为英国的传统智慧。但是，旧秩序开始被打破，对于任何负有向前看责任的人来说，愈来愈难以避免向传统势力挑战。工党政府时期，危机接踵而来，经济危机，财政危机，产业危机，这一切要求我们脱离以《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为代表的常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