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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对我个人和党都是大好时机。我感到此时我可以改变我继承下来的某些政策，对一些政策我可以更清楚地摆出我自己的观点。我利用5月苏格兰党大会的机会，甩掉了关于下放权力的承诺，大会在相当平静的气氛中通过了有关决定。
7月，我利用发表纪念伊恩·麦克劳德演讲的机会，试图说明我个人的哲学与保守党的传统如出一辙，实际上与全世界保守主义的宗教式信条的本质特征多么一致。准备这样的讲稿我总是倍加努力，因为我认为应该表明保守党人在与他们的对手较量时，在道德问题上与在实际问题上一样，都不应感到理亏气短。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同月后期，在议会夏季休会之前，我在经济辩论中发表了很好的讲话。这是淋漓尽致的一天，在我讲话时，每一个怀有敌意的插话都遭到迎头痛击，对手好像为了挨打才口出狂言。我自己也震惊不已，我把一个个对手打倒在地，就像在射击馆打鸭子靶一样。一位友好记者这样写道：“玛格丽特·撒切尔巾帼一人，在最好时机横扫政府议员和自由党议员。”新闻媒体至少在此时此刻对我的素质和前途充满了吹捧评论。但工党议员在我下一次重要出场时的反应就是对我的更大吹捧了：全体沉默，意在使我受窘。
当自由党—工党联盟形成时，政治现实看来极为严峻。而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比评论家认识到的程度更为严峻。人们。对我们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政府的明显失误的广泛反映。现在公共财政正在恢复秩序，这将降低通货膨胀率和利率，从而加大了我们自己制定政策的压力。我们在大选中需要获得的不仅是一项合格医生的授权。我们需要作出自己的明确的、有说服力的分析，提出整套政策。就我个人而言，我很愿意做这些事。但我深知，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如工会的权力、收入政策、公共开支等，影子内阁内部仍然存在意见分歧。我们是少数派，根本拒绝1970—1974年的政策思路，而多数派在一定程度上则主张延续那时的政策。所有这些具有破坏性的分歧，尽管我们拼命设法缩小，把认识统一到“将来的路线”上来，仍使我们在这些岁月中付出了代价，因为分歧来自根本问题。最终来说，这不是一个修补政治技巧的问题，而是一个更加困难的、没有止境的澄清思想和转变观念的问题。
第二节 格伦威克事件
说风风到，说雨雨来。所谓的“格伦威克事件”爆发了，溢漫了政治舞台。这是一个明显的粗暴地滥用工会权力的例子。见怪不怪，此事在政治上对我们和工党具有同样的毁坏作用。工会对我们持有不加掩饰的敌意，而工党是工会的朋友，有时是它的主顾。
格伦威克是一家中型厂商，经营照相制版和印刷，座落在伦敦西北部，由富有活力的印度裔英国人乔治·沃德经营，雇用了大批移民工人。1976年夏天这里发生了劳资纠纷，结果一部分工人离开工作岗位罢工并遭到解雇。这件事逐步升级，发展成为厂方与专业、行政、秘书和电脑操作人员联合会（简称专业人员联合会）之间的较量。后者与被解雇工人签订雇佣契约并要求“承认”。这将使该工会获得代表在该厂工作的工人进行谈判的权利。它随后要求重新雇用被解雇的工人。
格伦威克厂在法庭上辩称，它解雇工人是完全合法的，即使按照工党政府新的工会立法也是合法的，而且这一法律实际上是工会自己起草的。按照现行法律，不得回雇任何被解雇的工人，除非回雇所有被解雇的工人。在几次前例中这种做法只是起了挑拨离间的作用。格伦威克厂还辩护说，专业人员联合会在其他公司中的表现表明，它的意图是要在该厂实行不许雇用非工会会员的“封闭式工厂”制度。最后，由国际市场舆论研究会和盖洛普举行的秘密投票民意测验表明，格伦威克厂的大多数工人，超过80％，不想加入专业人员联合会或任何其他工会。
为了支持专业人员联合会并且惩罚格伦威克厂，出现了一个左翼联盟。它代表了社会主义世界的方方面面：当地的布兰特工会、理事会、工会领袖、“飞行纠察队”、社会主义工人党、工党领导人，其中有内阁大臣谢利·威廉斯、弗雷德·马利、体育部长丹尼斯·豪威尔。在纠察队诉诸暴力之前数周，豪威尔拂去他穿的短工服上的灰尘，短时间地加入了一会格伦威克纠察队。有人把这支纠察队叫做“左翼赛马场”。
全国争取自由协会把乔治·沃德案看作它反对刚愎自用的工会侵害个人自由运动的一部分。这个组织是1975年12月成立的，那是在北爱尔兰军杀害了它的一位未来明星罗斯·麦克沃特后不久。我自奥尔平顿竟选的日子起就认识麦克沃特（还有他的孪生兄弟诺里斯）。该组织的主席是贝尔·德莱尔—达德利。他是一位战斗英雄，并且是一位议员。我在牛津大学读本科时，他曾前去演讲，攻击雅尔塔协定。该组织一举成名是由于它支持了3个由于拒绝参加工会而被开除的铁路工人。它把这个案子提到欧洲人权法庭并胜诉。它在反对英国邮政局抵制递送去南非的邮件中也起了显著作用（最终失败了）。我对全国争取自由协会尽量给予支持，尽管我的一些同事对此不以为然并公开批评它的活动。没有全国争取自由协会，格伦威克厂肯定会甘拜下风。当邮政工会非法抵制格伦威克送出的邮件时，全国争取自由协会的志愿人员穿过纠察线偷偷把这些邮件带出去，分送到英国各地，谨慎地把邮件投入数以千计的邮筒。这些邮件中有洗好的底片，工厂的生意有赖于此。
大规模地布置纠察线始于1977年6月末，此后很长时期内一直存在，群斗的场面令人恐惧，警察和纠察人员都有受伤。有时数千示威人员拥挤在伦敦西北部郊区环格伦威克厂的狭窄街道上，拦截工厂提供的接送雇员的车辆。因此，我让我的议会私人秘书亚当·巴特勒和吉姆·普赖尔手下的2号人物巴尼·海豪加入工厂雇员乘坐早晨的班车，通过如雨似雹的投掷物和谩骂。亚当向我报告了同车人的恐惧和勇气。
在这段时期内政府令人奇怪地保持沉默。影子内阁组织了几次私下询问，迫使政府部长们对暴力问题表态。我们发表了一项声明，要求首相明确声明政府支持警察行使其职责。当我给全国争取自由协会主事之一约翰·古利特写信时，“我们感到，电视描述的疯狂暴力以及在某些地方提出的野蛮指责，足以使大部分公众选择正确的一方，比几个小时的辩论更有用。”
尽管工厂外边的场面似乎象征着工会可以完全不受民法的惩罚，实际上他们正在违反禁止暴力和恐吓的刑法。不管人们希望制定多少新的法律条款，当局的首要职责是维护现有的法律。而且，格伦威克的暴力是极左派对法制的更广泛挑战的一部分；无人知晓这一挑战还要走多远。关于总检察长萨姆·希尔金对工会违法的态度，从1977年1月处理全国争取自由协会案件时的表现来看，最多是含糊不清。当时邮政工会拒绝传递去甫非0的电话、信件和电报。此后，他造了一个新词，把某些纠察行动称为“合法的恐吓”。这个词概括了工党政府对法律和个人自由的态度的改变。
同时，左翼表现出一种新的厚颜无耻行为：20世纪70年代之前，运输工会禁止某些“觎夺公权的组织”参加工党。取消这一禁令是工党走向极端的重要里程碑，左翼长期以来寻求取消这一禁令。左翼铁杆工党议页认为不那么需要隐瞒他们与共产主义组织的关系。工会领导人与社会主义政治家之间以及与苏联集团之间的热烈的兄弟关系毫无掩饰。工会理事会和工党领导人都接待来自苏联的高级来访者。托派组织如战斗倾向派开始控制工党的选区。人们几乎可以具体感觉到，不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吉姆·卡拉汉首相怎么想，极左翼的纲领代表了工党的未来，现在的问题只是达此目的的手段是暴力的还是和平的而已。在这种气氛下，格伦威克的场面预示着也许革命就要开始了一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只是左翼本身。
然而，格伦威克不仅象征着对法律的进攻和极左翼的发展，还象征着非工会会员不得雇用的“封闭式工厂” 。 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