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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杭州坐火车去上海。我的第一个约定活动是参观一所大学。我知道有几名英国学生根据交流计划正在这所大学学习。我询问他们的情况，其中一个学生按时出现了。 我们所到之处地面都是湿的， 家俱也擦得锃亮。大学图书馆陈列着几本《经济学家》，甚至还有英国议会的《汉萨议事录》。一切都显得太好，以致于显得不真实，然而情况就是这样。
在外表上，上海是我参观过的最西方化的城市：我们一行人被带去坐船游江而我们全都被昔日公共租界的西方风格的建筑物完全迷住了，看起来这些建筑物很像是1941年日本侵略结束殖民地租界以前建造的。但是城市中的气氛是令人心烦和格格不入的。树丛中有扩音器在大声宣读政治文告。上海曾经是“四人帮”中3名成员的老窝，但是新政权已经能够以惊人的安详在那里确立它的权威。我曾与新市长共进过午餐，他正忙于肃清政治反对派。
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一切过火行为——这包括火烧英国大使馆图书馆，那里收藏着无法补偿的中国书籍和手稿——有些最珍贵的宝物被暗中保存下来。我对中国绘画的兴趣使我要求参观市博物馆和美术馆。展示给我的轴画和悬挂物太容易损坏，不能放在阳光下观看，我是在一间阴暗的屋子里看到它们的。还有古代瓷器和金属制品，前者对我有种特殊的吸引力。在经过文革动乱之后，一些属于中国精华的东西侥幸地保存下来了。
第五节 事后的思考
当我阅读这几页时，我有点不安地注意到，我似乎同若干其人权记录经不起仔细检查的统治者建立了友好的关系。确实，如果我是这些国家中某国的反对派领袖的话，我可能早已保不住我的性命，更不用说我的自由权了。那么，我是如何设法同他们建立通情达理的良好关系的呢？
有许多解释浮现在我的脑海。首先也是最明显的是，几年之内我有望在本国行使政治权力，我是作为这样一位政治家来访的。因此他们忙着与我打交道，甚至对此感到很愉快。我对此并不存在幻想。同样地，我认为我有责任去建立某种关系以便届时并在那以后保护和推进英国的利益。既然他们是他们国家的统治者，他们就是我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人。同时，我也认为能够而且应该保持某些区别：对那些手上沾有鲜血的统治者应予正确的对待，但仅此而已；而对民主政治家们则应给予另外的表明敬意的标志，从授予荣誉的爵士身份到唐宁街的官方宴会。这些都是英国馈赠的。即使这样，我也不会天真到以为这会大大改变独裁主义政权的所作所为。
我的第二点考虑是，我能够在有些场合使得一些政治犯获得释放或移居国外，把这作为我出访的一种交换条件。被释放的人从来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多；但是即使少数人获释也比没有人获释要好。而且每一个人获释意味着另外10个人有希望。确实，这告诉剩下来的那些人，我们并没有忘记他们。
第三，我们必须记住，罪恶像美德一样是以各种形式出现的。这是一种关于人类天性的奇怪反映，即一个统治者可能在上午下令杀害一名政敌，可是在下午却又执行他在一项条约中所作的承诺。有些人我与之打交道时保持着警惕，但他们遵守了他们向英国所作的诺言，而且在某种情况下，在物质上帮助过另一个国家反抗侵略与占领。
最后，国际关系总是在最佳者中择其善，而不是理想的抉择。即使我有能力用一个统治者来取代另一个统治者——从来没有这种情况——我也很少能够以一个较好的统治者来取代一个坏的统治者，而且往往会是以一个更坏的来取代他。例如，那些为伊朗国王垮台而感到欢欣鼓舞的人，今天必须使自己顺从这样一个令人悲痛的现实，即毛拉政权对它本国的公民压制得更加厉害，并且在国外助长恐怖主义和颠覆活动。在这个国家里伊朗国王是稳定的支柱，如果说后来只不过是一根摇摇晃晃的柱子而已。
各个国家倾向于按照它们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别国人民的利益行事。这越发使民主国家的人民有理由不仅对压制人权的外国政府施加压力，而且也对他们本国的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把改善人权状况作为西方外交的一项目标。我可能有时怨恨过对于我在掌权时的行为的这种第二种批评；然而，不久以后，如果有人提醒我，我通常感到很高兴。
第十一章 准备掌权 率党获胜
第一节 愉快的插曲
自由党—工党联盟无所作为，根本没有取得它们的代言人后来声称的成就。它没有能够阻止社会主义的推进，更不要说挫败它。实际上它只是使工党政府当政，并且使它得以完成航空和造船业的国有化。经济是恢复了，虽然脆弱，却是实实在在，但这不是工党的功劳。经济的恢复加强了工党在1977—1978年问的政治地位。经济的恢复是由于在此之前几个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行采取的措施。这未能帮助卡拉汉缩小左翼的影响并打败它。实际上，左翼强大起来，在几年之内主导了工党。
实际的好处另有得主，而且完全在预料之外。首先，自由党表现出与工党在思路上的相近之处，这给潜在的保守党人一个有益的警告，他们由于种种原因，对自由党表示钟情，把它看作是比工党文明些的选择并投它的赞成票。因此，联盟更加巩固了人们对我们的支持。其次，现在我可以看清楚，1997年3月我们还不能组成一个政府足以使英国摆脱使其长期衰落的政策。不管是内阁，还是党的议会党团或者选区，都不可能愿意服用这剂必要的但又是苦口的药。因为他们还没有看到这种病已经蔓延得多么广泛。只有1978—1979年冬天的罢工才能改变人们的看法。最后，政府得以幸存，对我来说的确是一桩隐而不见的幸事。此后的两年令人精疲力竭，我作为反对党领袖在这两年中得益匪浅。我学会了如何达到我的目的，尽管我在影子内阁中总是感到处于少数。尽管有时顺利，有时不顺利，我都更加能言善辩，对公众发表演说和竟选的能力也有提高。这对以后担任首相职务大有稗益。也许特别重要的是，我向自己也向别人表明，我在把握普通人的感觉方面，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本能”。这种品质，我想，不管是否是天生带来的，在逆境中变得更加敏锐，更加明光闪闪。
1977年3月23日星期三，在不信任投票辩论中我的讲话效果不好，使我感到失望。但一连串的好消息使我的失望情绪一扫而光。当问到民意测验结果时，政治家们总是貌似贤明他说，他们不去注意民意测验。但是，当民意测验结果对一个政治家非常有利时，他的政治生活就轻松多了。局势很炔明朗，公众不喜欢工党和自由党拼凑的联盟。民意测验表明，保守党领先工党15到20个百分点，自由党的得分急剧下降。不信任投票辩论一周后，我发表演说攻击丹尼斯·希利的预算。这次讲话使议会党团相信：我讲话时只有迅速写出的提纲，在数字的烟雾中，我能抓出其背后隐藏的矛盾。第二天我们以17。4％的多数赢得了伯明翰斯台茨福德选区，这是罗伊·詹金斯的老席位。我在福拉德街从电视节目中看到报道后磨拳擦掌地发表声明说：“我们现在是人民的党了。”
4月访问远东回国后，我投入了两次补选，一次在诺了汉矿区的阿什费尔德，一次在哈姆伯塞德渔港区的格利姆斯贝选区。在通常情况下工党在这两个选区稳操胜券。人们告诉我，很可能我们不能赢得阿什费尔德选区，但格利姆斯贝则是探囊取物。在阿什费尔德我同人们谈论炸鱼和炸上豆片，在格利姆斯贝我同人们谈论黑斑熏鱼片和煮鸡蛋，我得到的印象迥然不同。尽管我们有两位很好的候选人，但在格利姆斯贝我们在渔业工作的人命运不佳，他要继承的席位是已故的托尼·克罗斯兰。很清楚，甚至保守党选民都很希望由一位大名鼎鼎的社会主义者来代表他们，这次他们希望选一个类似的人物。事实上我是正确的，我们在阿什费尔德获胜，战胜了执政党原来持有的将近23000票的多数。在格利姆斯贝我们险些获胜，那里的选民选中了一位最切近大社会主义者的人—电视名人奥斯了·米切尔。一周以后我们在首都和郡议会选举中收获甚大，夺回了大伦敦地区，这是一个重要收获，使我们得到一次机会在地方一级展示我们的某些政策，如我们准备在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