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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想起来，我能认识到，这项政策要取得成功就要采取更为循序渐进的方式，并要考虑到他的人民的风俗与习惯，这与退回到原教旨主义和中世纪经济相比肯定是更为可取的，后二者降低了伊朗人民的生活水准。为了分散人民的注意力，该政权不得不在国外进行政治的与宗教的冒险主义活动。
然而，当我于4月28日星期五晚上抵达德黑兰受到我国驻该国大使托尼·帕森斯的迎接时，所有上述情况都是将来发生的事情。我发现伊朗在表面上是个忙忙碌碌的、繁荣的、西方式的国家。拥挤的街道上行驶着许许多多新汽车。商店向符合现代潮流的衣著华丽的妇女出售奢侈物品。此外，这个消费社会不只是靠石油支持，而且靠新的工业投资来支持，在我参观的极为现代化的伊朗国家汽车制造厂所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托尼向我简要介绍了形势。他不仅同伊朗国王的个人关系很好，而且他对该国各地发生的情况也了如指掌。这个时候人们公认，对伊朗国玉强烈亲西方的政权的主要威胁来自共产党支持的反对派伊朗共产党（图德）。从伊朗国王公开发表的声明来判断，甚至他本人似乎也相信这一点。但是托尼·帕森斯已经看出毛拉们和他们的支持者也是一种威胁。这结果证明是大正确了。然而，托尼是非常坦率的，他后来描述此事时承认他曾以为军队将能掌握局面。结果证明是大错特锗了。但是我们谁也没有预见到伊朗国王的地位会瓦解得这么快。
星期六早晨我在王宫受到司法部长阿米尔·阿巴斯·胡韦达的接见。胡韦达是位文质彬彬的显赫人物，我从电视上看到他后来在一次装模作样的审判后被阿亚图拉的政权处死了。
当我会见伊朗国王时，他一开始就对刚刚在阿富汗发生共产党支持的政变表示关注：他说他曾预计最终会发生这类政变，但比他设想的早了10年。他反复谈到伊朗处于反对共产主义的第一线。他没有流露出他对摇摆不定的西方支持者们有什么怨恨，虽然他有理由怀有这种感情。不仅美国人对他承担的义务具有不确定性，而且伊朗人坚持认为，英国广播公司波斯语世界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也都是反伊朗政府的宣传。当我离去时，他对世界事务的了解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当然，这种智慧再多也抵挡不住他正在国内面临着的颠覆。
伊朗国王是个清秀的男子，相貌有点儿憔悴，后来我了解到这是将会使他丧命的癌症的早期征兆。他的举止没有一点迹象说明他认为他的时间正在流逝。当他外出视察他的军队时，他乘坐直升飞机。这也许是一种不样的预兆：我被告知这时鉴于袭击的威胁，他总是乘直升飞机，而不穿越街道。我还注意到在我去伊斯法罕参观古老的清真寺时，对我个人的安全保卫工作是特别严格的。
过后回想起来，我对伊朗的印象似乎具有某种绘画的品味，在这些绘画中法国的贵族阶层在大革命的前夕在人工搭制的田园风光中游戏玩耍。一年后，伊朗国王就会逃离该国，阿亚图拉·霍梅尼回来，伊斯兰共和国宣布成立，杀戮与恐怖活动遍地盛行。可是在这里我被邀请去观赏孔雀宝座上的辉煌灿烂的饰品以及王冠上壮观的宝石，去陶醉于金碧辉煌的琅塞波利斯废墟。
伊朗国王有可能得到挽救吗？如果美国人表现得更加坚强些，如果法国人坚持主张以阿亚图拉在伊朗不参加政治活动作为他在巴黎避难的条件，如果伊朗国王抚慰了尚属温和的穆斯林的意见，也许结果可能有所不同。事实上，伊朗革命所释放出来的势力至今仍然没有受到抑制而构成对国际和平与稳定的最大威胁之一。
第四节 亚洲与远东
1976年秋至1977年春之间，我在亚洲与远东访问了不少于8个国家。这使我进行了一系列接触并获得了丰富的经验，当我任首相时对我都很有用。虽然不可避免的是，既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安排了这么多国家——其中有巴基斯坦、印度、新加坡、新西兰、澳大利亚和中国——我也就只得到了一系列的政治快照，不得不通过更广泛的阅读和讨论来加以补充。
然而，当我后来回想我已获悉的情况时，在我看来有两个总的主题很突出。首先，在不同的程度上和从各种角度来看，这一整个地区的国家对苏联权势和影响的扩张都变得更加警惕：这一点在1979年由于俄国入侵阿富汗而急剧加强。其次，中国、日本以及可能还有印度如何作出安排实现新的亚洲力量均势，这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论出现哪一种情况，要取得支配地位至少既受到自身造成的障碍的影响也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因此，1976—1977年对于一个西方政治家新手来说是非常有趣的两年。因此，尽管英国报界批评我在国外花费时间大多，我对这些出访从来没有后悔过。
我于1976年9月5日星期日一大早抵达巴基斯坦的拉瓦尔品第。第二天晚上布托总理设宴招待我。他属于最好的那类东道主，从不让他的左翼观点来妨碍一流的宴会和严肃的但有趣的谈话。戈登·里斯出席作陪，布托先生的儿女贝娜齐尔和她的几位朋友也参加了。布托总理和我都曾在牛津大学读书并都在林肯法律协会接受出席高等法庭律师的资格培训。
布托先生曾经是一位在艰难环境下保持中立的总理。以前的军政权在同印度的灾难性战争中丧失了孟加拉，此后他帮助巴基斯坦获得了某些尊严；巴基斯坦同它强大的邻国现在有着较好的关系。但是他未能认真解决国家根深蒂固的经济困难。像这个时期的许多其他第三世界社会主义领导人那样，他力图用号召建立一种“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来逃避国内的经济问题，这只不过是大宗西方外援转让的简略说法。事实上，为此目的他支持过一项第三世界有关倡议。
虽然我表达我的观点时很有礼貌，但我还是被大家认为是个对这种国际社会主义持批评态度的人。因此，当我们很快就建立起一种融洽的关系时，这多少有点使他的文职人员感到惊奇。我甚至发现他对于需要控制巴基斯坦人向英国移民一事也是异常理解的——至少在私下是如此。
布托先生关于建立一种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在20世纪80年代中终于失败了，那时第三世界开始懂得自由市场经济是繁荣的关键。然而，早在那时以前他就已经被一次军事政变所推翻。也许像伊朗国王那样，他已经变得过于脱离本国人民的宗教与文化价值观念了。
没有人知道关于他被推翻、受审判和随后被处决的全部真相。作为首相我曾出面对他的继任者求情以饶恕他的性命，但徒劳无功。军方的决心已定。所以当我后来于1980年在铁托的葬礼上遇见齐亚哈克总统时我的感情是很奇异的。他比他的前任更加亲西方，我曾设想会见到一位冷酷的、甚至残忍的人物。然而不然，我发现他有修养，而且他尽一切努力表现友好，当我的儿子马克于1982年1月在北非沙漠中失踪了几天时，齐亚将军是首批亲自打电话表示关心的人之一。而且在他的统治下，巴基斯坦后来对被苏联占领当局赶出来的数以百万计的阿富汗难民异常地宽宏大量。
然而，在我去访问的那个时候，巴基斯坦与其邻国的关系较好，包括印度在内。实际上，这时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及其政府几乎全神关注国内问题，19－75年上半年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反对她的运动，导致了6月间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取缔了一些政党，中止了一些根本性的人权，实行严格的检查制度，逮捕了数以千计的反对者，包括大约30名印度下院议员。在我抵达时有一种令入不安的平静。在经历了好几个不景气的年份后这时的经济形势很好，虽然人们对于这究竟是政府政策的结果还是丰收的结果一事有着不同的意见。当然，由于没有新闻自由，不可能了解到这个国家的真实情况；甚至议会中的发言也要经过检查。
但我并不觉得这对我的访问有什么妨碍。印度在同苏联的关系方面所具有的矛盾心理、它的战略重要性，以及同向它提供大笔海外援助的英国的传统联系，对我来说都表明印度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然而，我确实坚决要求不应对我的记者招待会进行新闻检查，我应能够会见反对派的代表。他们对此没有提出反对意见，这两个条件都得到了满足。结果，我发现，这次跟随我出访的英国报界人员比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