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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保守党中央总部增补了草稿，更为严重的是在向报界发表的“最后”文本上附加了一段话，说约束政府开支像限制血液透析器数量一样，需要作出强硬的痛苦的决定。实际上在工党政府统治下，作为没有公开认可的治疗配给制的一部分，血液透析器早已在数量上受到了限制。不过，但白地声明这一点——尤其是以轻轻带过的形式——就是自我麻烦了。在手忙脚乱地进行准备讲话稿时亚当和我让它通过了。幸好，当戈登在纽约看到这一份讲话稿时，他立即领悟到可能造成的潜在损害并删去了这个冒犯人的部分。所有要发布的新闻稿通常都附有一个正式条件，即“以实际讲话为准”。这样他就能够给舰队街的编辑们打电话说有问题的那一页，虽然他们是从中央总部收到的，但并未被实际采用，所以也不需要报道。他们都很尊敬他，因而照办了；但《太阳报》的头版在用某种较温和的标题来代替之前已经临时在显著位置采用了“玛吉说，让它们消亡吧”这个标题，真是千钧一发，幸免于难。
实际上，这篇讲话要传达的主要信息受到了大西洋两岸的最大注意。我一回到国内就立即受到工党政府的攻击，说我在国外贬低了英国。事实上，我带到美国去的关于英国的信息本质上是充满希望的信息，即这个国家的潜力很大，足以经受甚至是社会主义的影响。外交大臣吉姆·卡拉汉后来优雅地批评我在美国讲演中放进了“容易引起辩论的段落”，他的批评在我所停留的英国大使馆中得到了忠实的反响。大使馆的一位高级官员向美国报界吹风时说了对我不利的话。戈登·里斯很快发现了所发生的情况。我回到英国后就此与吉姆·卡拉汉进行了措词尖锐的信件交换。
我在意识到想把我变成这副模样的企图后，就利用我向华盛顿的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的讲话、指出，如果放弃目前的社会主义政策，英国就会具有保证其迅速恢复的根本实力。民意的转变，反对极左派，我国能源的雄厚储备以及我国科学的潜在能力——获得72项诺贝尔奖，比法国、意大利、荷兰和比利时加在一起的还要多——都证明从长期看应持乐观主义态度。
现在我们正在慢慢地找到我们的道路。诚然，从关于英国的一些报道看，形势仍然是严重的，他们这样报道是正确的。但是形势正在发生某种变化……我看到一些迹象，即我国人民准备作出顽强的选择，走更艰苦的道路。我们仍然是曾经为自由而奋斗过而且获胜的同样的人。冒险精神、发明创造能力、决心仍然是我们性格的组成部分。我们现在可能患有某种英国病，但我国的机体是健全的，而且我们有勇气和意志去取得完全的胜利。
我在访问美国期间会见了福特政府的几位关键人物。基辛格博士是我早就认识的。但这是我第一次会见比尔·西蒙，一位具有自由市场头脑的财政部长，他抛弃了尼克松总统在位时强制实行的工资与物价控制。我还会见了非常有经验的詹姆斯·施莱辛格，他是国防部长，美国政府内部反对缓和的主要人物。
我还受到福特总统本人的接见。他个头很大、性情和蔼，出乎意料地突然被推上高级职位。他已开始喜欢这份工作，这也许使他本人感到惊奇并使其他人也感到惊奇。他已经在他周围集合或继承了一批有才干的人马并且已向欧洲人表明美国尽管有着国内政治的这些大动荡，仍然继续承担着有关他们的安全的义务。实际上，他具有当前政治用语中称为“一双安全的手”的优缺点。他不是那种向公认的正统观念表示异议的人，我越来越认为那些公认的正统观点应该受到非难。但他是一个使人放心和稳健的人物，他帮助美国治愈了自己造成的水门事件的创伤。在他赦免理查德·尼克松之后的困难重重的时期过后，他的政府的命运正在不断改善。他还没有宣布争取获得共和党候选人提名的意图而某位名为罗纳德·里根的州长正在开展着天才有效的竞选运动。福特总统再次当选的前景显得很好。我离开美国时希望他会获得成功。
我回到伦敦时发现了关于我访美之行的新闻报道已经改变了我的政治地位。甚至工党假装出来的义愤也助了一臂之力。因为人们越注意我的论点，就越认真地对待这些论点。我还很快意识到保守党上层集团内部态度的变化。那些把我就任领导职务看作是一次令人烦恼和暂时侥幸成功的人不得不重新思考了。我不仅显然受到了自由世界中一些最有权势人物的认真对待，我在赫尔辛基讲话中提出的警告看上去也并不那么古怪而是更有先见之明了。
9月末，担当苏联代理人的古巴人开始把军队大批派入安哥拉。12月间美国参议院推翻了福特总统关于向那里的反共势力提供援助的政策，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抵抗因而瓦解。我在圣诞节假期间思考井阅读了更多有关材料，我决定要再发表一次讲话。
这一次我按照常规办事，把我的决定告诉了雷吉·莫德林。雷吉竟然给我提供了一份讲话草稿，这也许证明了他对我讲话的前景感到心神不安。不幸的是，他的草稿不能用。如同丹尼斯说的那样，“这太软弱无力了，连米粉布丁的奶皮也刮不掉。”鲍勃·康奎斯特现已离开，去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在政治上收益更多的胡佛研究所，因此我请罗伯特·莫斯帮助我。罗伯特是《经济学家》的外事报道编辑，安全与战略问题专家，为反对咄咄逼人的工会权力而设立的全国自由协会的创始人之一，他还命里注定是一位畅销小说家，结果证明他是一位理想的入选者。
我于1月19日星期一在肯星顿市政厅发表的讲话涉及的范围和前一年的切尔西讲话差不多，只是更集中于防务问题并包含着关于苏联威胁的更加强硬的语言。讲话谴责工党政府“当英国及其盟国面临着战后最为严重的战略威胁的时刻却在拆除我们的防务”。讲话对苏联的意图作了不同于缓和论者的分析。
俄国由一些有耐心的、有远见的人的专政统治着，这些人正在迅速地使他们的国家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海军与陆军大国。他们这样做不只是为了自卫。一个像俄罗斯这样的庞大的主要是内陆的国家只是为了守卫它本国的边疆并不需要建立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不。俄国人集中精力于统治世界，而且他们正在迅速地获得成为这个世界所曾目睹的最强大帝国的手段。苏联政治局中的人无需担忧舆论的涨落。他们把枪炮放在黄油之前，而我们则把几乎每样东西都放在枪炮之前。“
我提出了关于在中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部队之间力量不均衡的警告，在那里，后者以15万人、将近1万辆坦克和2600架飞机在数量上超过了我们。但是我强调说，西方的防务不能只在欧洲得到保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供应线也必须受到保护。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忽视受到苏联支持的部队正在安哥拉做什么。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如果他们在那里的所作所为得到准许的话，他们完全可能得出结论说，他们能在别处重复这一做法。
对这篇讲话的反应，尤其是在英国报界更富有思想的那部分人中，比对切尔西讲话的反应有利得多。《每日电讯报》将社论冠以《关于俄罗斯的真相》的标题。《泰晤士报》承认“西方有自满”。苏联的反应也来得不慢。苏联大使馆写了一封信给雷吉·莫德林，而大使也亲自到外交部提出抗议。从不同的苏联宣传喉舌那里传出了一连串粗野的抨击。但是杜撰“铁娘子”这个词并用来描述我的人则是红军报纸《红星报》办公室的某位盲从上级的官员，他的想象力超过了他的判断力。
当戈登，里斯在报业联合会的电讯稿上读到《红星报》的话时，他欣喜若狂地跑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这件事。我很快就看出，他们已经于无意中把我放在了一个作为他们最强硬的欧洲对手的受人尊敬的位置上。这是他们对我的最大帮忙了。
几天后我参观了沿莱茵河的英国驻军，我的肯星顿讲话确保我在那里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有人拍摄了我驾驶坦克的照片，这对我在国内也完全没有什么损伤。外部世界所不知道的是在这次参观过程中我的事业差一点儿比1990年11月的那次事件还要更加戏剧性地告终。
党的防务发言人之一克兰利·昂斯洛、理查德·赖德和我登上了一架年代已久的双引擎螺旋桨运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