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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我的目的。
我于1975年9月初第二次访问罗马尼亚，这时它在共产主义世界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继承其前任格奥尔基·德治（早已声名狼藉）的衣钵，已经为罗马尼亚规划了一条在华沙条约范围内的独立的道路；例如，1968年他访问布拉格，带着明显的诚意表示了对波兰改革运动的支持并激烈谴责俄国对它的镇压。当时我也持有西方一般看法，认为应该给予罗马尼亚谨慎的支持，希望它的榜样可能导致苏联控制的东欧内部进一步发生分裂。实际上，齐奥塞斯库正在耍弄一种残酷无情的花招，在任何时刻只要认为合适，种族紧张关系（与匈牙利）、东西方竞争 （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之间） 和共产主义世界内部的竞争（在苏联和中国之间）都被加以利用。
在我于1971年和1975年两次同齐奥塞斯库谈话之间他已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地位。虽然他在1965年已经成为实际领导人，但是直到1974年他才集党的领袖以及国家与政府首脑的职责于一身。从这时起他就更加无所约束地沉迷于他的政治幻想中了。我们西方人没有充分了解的是，齐奥塞斯库既是斯大林主义的返祖，而且采用了斯大林主义的方法，实际上又是更加传统的巴尔干半岛专制主义的返租，他的家庭的发迹和财富与权力的炫耀是后者本质的饰物。在我看来，齐奥塞斯库本人从来不是什么非凡人物，他是个冷淡而缺乏风趣的人，口中喷吐出一连串的统计数字，举止做作、拘泥于形式。我们讨论了苏联威胁问题，他还向我长篇大论他讲述了罗马尼亚经济取得的惊人成就，这些内容后来又忠实地反映在向导、外交官和工厂经理的介绍中。他对于“投资”水平尤其引以为豪，把它看作一份国民收入，这一点肯定使西方国家相形见继。当然，实际上，误导的投资是计划经济的一个典型特征；正是在这一点上罗马尼亚受到的错误引导甚于其他国家，它的人民，除了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之外，生活在贫困之中。
我还被带着参观了一个专攻聚合物研究的科学研究所。我的向导不是别人而正是埃列娜·齐奥塞斯库，她早已开始沉迷于个人的幻想世界，其荒谬程度可与她的丈夫媲美，只是对人类的后果不同而已：她决意要在聚合物的工作方面赢得诺贝尔化学奖。后来的情况表明，她几乎分辨不出什么是聚合物，什么是多边形。但是由于有翻译和冗长讲话的防御工事，她的表演相当好。
然而，在其他方面罗马尼亚的确显示了关于共产主义制度的更多的特征。我参观了一个工厂并从负责人那里——我推测他们是管理部门人员——听到了一连串的谈公司的成就。我说，“这很有意思，但我能同这里的工会领袖们谈话吗？也许他们可能要补充说几句。”他们的脸上布满了惊讶的神色。“那就是我们！”他们回答说。工厂的工人个人——或者实际上是该工厂正在向他们的房子上空冒着一阵阵浓浓褐烟的左邻右舍——可能有什么意见要发表是另一回事。因为如同在十分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那样，罗马尼亚的工会是政治性的而不是产业性的机构。
稍过一会儿我同罗马尼亚“议会”议员们共进晚餐。有人向我说明，要参加议会竞选，必须先成为某个经过批准的、即可靠的共产主义的工会会员。他们给我看了大约有35个这种机构的名单。我往下看时，“养蜂人工会”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个机会是不可抗拒的。我以严肃的方式开始向他们提出问题。养蜂人集团在议会中的力量有多大？其领导人是谁？派别情况如何？有没有一个反养蜂人派别？那天晚上悄悄地过去了，比平常要快些。
对我一个最后的实用教训是要设想老是有人在偷听你的话，这是任何访问东方集团的西方政治家或商人都被充分告知要尽快记住的事情。这对像我这样在这个国家只停留几天的人来说是件令人烦恼的事情。
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早已以一种先进的形式反映了这一点，虽然对我和我的随行人员来说，这是一件可笑的事情而不是悲剧。在英国大使馆早就有人告诉过我，我们的一位外交官急于为他的幼儿找一位保姆而又不清楚如何在罗马尼亚报纸上刊登合适的广告，他们判定最简单和最可靠的办法是在大使馆的电话上向一位感到惊讶的朋友谈他的紧急要求。显然，一位罗马尼亚官员毫不尴尬地，在略微交谈一个很不相同的话题的过程中，就提出了一名候选人。
理查德·赖德尔和我被安排在国宾馆住下。有趣的是，起居室的天花板上有一个打开的木头格子窗，这无疑有利于通风，但可能也是为了其他的目的。当我想要听新闻时我没有办法使电视机工作。理查德来弄也不成功。我们正在摆弄时有人敲门，来的是宾馆工作人员，他帮助我们把它弄好了。
甚至在这次访问之前，我对该政权的压迫性质也几乎没有什么幻想。不管西方的战略利益可能要求什么，我坚决认为应该坚持施加压力以提高对人权的尊重，尤其是在赫尔辛基协议的墨迹还没有干的时候。在英国流放的罗马尼亚人团体得悉我即将出访，送给我一份5名政治犯的名单，请求我强烈要求释放他们。我立刻应允这样做。但是不知怎么外交部得到了关于此事的风声，企图坚决劝阻我，理由是这将会没有意义地疏远齐奥塞斯库。一位高级公务员亲自指出了我的意图是极不明智的原因。他的话并未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布加勒斯特我把那份名单交给了罗马尼亚人并且说这些人是被错误监禁的，必须予以释放。我高兴地看到他们后来被释放了。
毫无疑问，我在1975年所作的最重要的出国之行——可能是我任反对党领袖期间意义最重大的——是9月间对美国的访问。当然，我早已知道一些关于美国的情况；而且我喜欢并钦佩我所知道的大部分情况。然而。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会见那里所有最主要的政治人物，并且以某种近似平等的条件来这样做。有人向我保证传媒对此将予以充分的注意，虽然这主要是考虑到英国的股票已经罕见地下跌这个令人沮丧的原因。美国的报纸、杂志和电视节目正集中报道英国经济的骤然下降，工会权力的增长、社会主义国家的扩展以及人们看到的民族自信心的崩溃。除了幸灾乐祸以外，明显地还有某种使人烦恼不已的担忧，即在越南的失陷和水门事件的创伤之后正在美国本身历经一种不同的深重危机之苦，它可能会同英国遭到同样的命运。
我同诺曼·拉蒙特讨论过这一形势，他是一位早期的支持者，和罗斯蔡尔兹一起工作，这使他能够使我不断了解英国金融城和国外的情况。他刚从美国回来，在那里他同政治家、官员和舆论界人士谈过话。我得出的印象是，而且该印象被证明是准确的，福特政府的信心已经开始适度增加，这使他们越发担忧英国发生的情况。首相最近去过华盛顿，他并没有做什么事情来改变人们对英国现状的感受。他声称我们的所有困难都被大大地夸大了。人们所期望的是与此不同的和更加严肃的态度。我决心持这种态度。
戈登·里斯在我之前飞往纽约以便作出传媒工作安排。就在我离开伦敦之前他打电话对我说，人们对我出访的期望非常高，因此我应该使我将要发表的第一次讲话一在纽约的社会经济研究所的讲话——成为一颗巨型炸弹，而不是按原计划作一次低调演讲，把主要讲话留到此后在华盛顿发表。这要求我同亚当·里德利如疯似狂地在最后一分钟重写讲话稿，而这一点在讲稿中留下了痕迹。讲话的大部分说得完全恰当。一开始就正面针对美国关于当代英国可悲境地的评论并予以严肃的论述。然后我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我称之为“渐进式的协商一致的观点上来，这种主张是指国家应该在许多战线上积极促进平等关系：在提供社会福利方面和在重新分配财富与收入方面”。我接着又详细分析了上述主张的表现形式及其影响，如赋税过重、不鼓励企业、榨取利润、通过通货膨胀和负利率欺骗储蓄者，以及公营部门和政府开支的明显无情增长等。
不幸的是，保守党中央总部增补了草稿，更为严重的是在向报界发表的“最后”文本上附加了一段话，说约束政府开支像限制血液透析器数量一样，需要作出强硬的痛苦的决定。实际上在工党政府统治下，作为没有公开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