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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吸取的“教训”截然不同。第一点，战前格兰瑟姆人们的生活是体面而健康的。他们的价值观念是由全体居民，而不是政府铸造的。第二点，既然像德国这样一个笃信基督教义、富有文化传统的发达国家也能够沦落到希特勒的手下。就不该把文明看作自然而然的东西而不予重视，它必须不断培育，也就是说正直的人们必须维护他们的信念。第三点，我得出了一条显而易见的政治结论，对独裁者的绥靖导致了战争。这种思想来自认识错误但动机良好的人们，如格兰瑟姆卫理公会的和平主义者，但也来自动机不良的人。不管大事还是小事，离开常识是不行的。最后，我必须承认，我有这样的爱国信念，有了如同我们从无线电广播中听到的温斯顿·丘吉尔这样的领导人，英国人民几乎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1943年我去牛津前，。我们在格兰瑟姆过的战时生活应该说与无数的其他家庭相类似。在服务餐厅等场所总有这样那样的志愿工作。我们想的是前线，我们如饥似渴地了解每一条能够得到的消息。我们自己较为安全，对此充满感激之情。但我们知道，我们实际上被置于旁观者的地位。然而，我们也遭受了轰炸，我们镇一共遭到德国人21次空袭，78个人丧生。镇上的军火工厂——英国制造与研究公司是一个明显的目标。这家工厂于1938年来到该镇，地处北大路与北部铁路的枢纽地带，我们家离铁路线不过几百码。我的父亲晚上经常出去担任防空值班员。当空袭来临时，我们躲在桌子底下，警报解除后爬出来。我们没有花园，所以室外没有防空洞。有一次，我和朋友们正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德国飞机来了，我们带着防毒面具跑到一棵大树底下躲避。1941年1月我们镇遭到轰炸后，我问父亲我能不能去看看遭受破坏的情况，他不让我去。在那次空袭中22个人被炸死。我们非常担心我在伯明翰工作的姐姐穆里尔，她日日夜夜地在那里的整形外科医院工作。伯明翰遭到严重的轰炸。
实际上格兰瑟姆当时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我那时不知道。轰炸机第五指挥部就驻扎在这里。许多轰炸德国的计划就是从哈罗比路旁的一幢大房子中制定出来的。他们的军官餐厅在埃尔默街的埃尔姆厅中，我上学时经常路过这里。达姆巴斯特式飞机从格兰瑟姆附近起飞。我的父亲曾经遇见他们的飞行中队指挥官盖·吉布森。我一直认为战争初期驻扎在格兰瑟姆的哈里斯轰炸机部队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誉。我仍然记得战争结束时温斯顿·丘吉尔写给哈里斯的信：
在历时两年多的时间里，轰炸机司令部单枪匹马把战争打到了德国的心脏去，给被占领区的欧洲人民带来希望，使敌人尝到了正在起来奋勇抵抗的人们的威力。
你们的全部军事行动都经过精心巧妙的策划，你们执行任务时面对着拼死的抵抗和惊人的危险，为最终打败德国做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贡献。你们的军事行动表现了飞行人员烈火般的勇猛精神和在你指挥下的指战员的高度责任感。我相信，轰炸机司令部的巨大成就将作为以高尚精神完成任务的楷模永远铭记在人们心间。
温斯顿·丘吉尔
在战争的年代，至少在格兰瑟姆政治并不是静止的。1941年6月希特勒对苏联的入侵急剧地改变了左翼对战争的态度。和平主义者的声音骤然沉寂下来。英苏友好组织迅速发展。我们出席了在市政厅举行的英苏友好晚会，尽管感到有些不自然。晚会介绍了1942——1943年间俄国人在斯大林格勒蒙受的苦难和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这些介绍对我们影响很大。
现在可以看清，1941年6月希特勒进攻俄国以及日本人袭击珍珠港使美国于12月参战，这些事件播下了德国最终失败的种子，但当时传来的消息一般是不好的，特别是在1942年初。几乎可以肯定他说，这对1942年2月27日格兰瑟姆的补选结果有影响。那次补选是由于维克托·沃伦德晋爵为布伦蒂斯菲尔德勋爵进入上院并成为海军发言人后出现空缺。我们的镇成了在战争期间第一个拒绝选举政府提出的候选人的选区，这种标新立异的可取性令人怀疑。丹尼斯·肯德尔作为独立人士与保守党的候选人阿瑟·朗莫尔爵士竞选。肯德尔的竞选活动大得人心，他巧妙地利用他作英国马克斯公司总经理的身份强调，要全力以赴进行生产支援战争，这项工作需要由“务实”的人来推动。使我们吃惊的是，他仅以367票的多数获胜。此后保守党人仍然泰然自若。仔细分析为数不多的几次补选，我们应该察觉到，1945年社会主义者有可能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
我通常很少参加竞选活动，因为我在紧张地准备入学考试，我希望能够到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学习。晚上我得拼命地学习拉丁文，它是入学考试的必考科目。我们的学校不教拉丁文，但很幸运，我们的新校长吉利斯女士是一位古典文学学者，她在男校为我找到一位拉丁文老师。她还借给我书。有一本教科书是她父亲写的。紧张的准备工作使我不去注意愈来愈令人沮丧的关于战争的消息，特别是在远东蒙受的一系列打击，如马来亚失陷，威尔士王子号和抵抗号沉没，香港和新加坡沦陷，从缅甸撤退，日本人对澳大利亚的威胁等。1942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我与我的父亲散步入我问他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结束战争；他非常镇静他说：“我们不知道如何结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但没有疑问，我们必将胜利。”
尽管我为进入萨默维尔学院做了努力，但没有得到我所需要的奖学金。这并不令人吃惊，因为我只有17岁，但这毕竟还是一个打击。我知道，如果1943年我不能进入大学，我就只能读一个为期两年的“战时文凭”，因为20岁时我将应征参加国民服役。但我没有办法，只好于1943年秋天进入六年级第三学年并成为学校的两个女监护之一。突然，来了一封电报，10月份萨默维尔学院给我提供了一个位子。有位新生没有去注册。这样，我突然发现面前展现出一个令人激动而又艰巨的前景，要离开家，这几乎是第一次，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第二章 牛津寒窗初涉政坛
1943——1947年：在牛津大学
牛津大学这个地方原本就不打算讨人喜欢。新生通常是在10月的弥雾中迈入校门，在这里度过从米迦勒节开始的学期。校园星那些纪念碑式的建筑物最初往往是以其宏大的规模而不是精美的建筑特色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切都显得冰冷而森严——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
我是在隆冬的严寒中到萨默维尔去参加牛津入学考试的。在第一个学期的生活开始之前，我对前去就读的学院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对整所大学的全貌更谈不上什么了解。我来到萨默维尔，开始了第一学期的生活，很想家，对新环境也不知深浅。萨默维尔常会使人感到震惊。对于它的外观，最好的评语大概只能说是朴实了，许多不太好奇的人虽然从那里过路，也许不知道那里就是萨默维尔学院。但谁能想到，院子里边竟是一大片碧绿的草地，四周的房子相对而立，掩映成趣，头两年我住在学校里，从较新的房子搬到老一些的房子里去。过了一段时间，挂起一两张照片，摆上一个花瓶，后来又从格兰瑟姆带回一只旧扶手椅，这些东西多多少少让我感到那些房间是属于我的。在第三年和第四年，我和两个朋友合住在华尔顿街。
牛津和萨默维尔虽未直接受到战争影响，却都深深地打上了战争的烙印。尽管附近的考利有一家发动机厂，后来又成为一个飞机修理中心，但不知为什么，牛津从未遭到过轰炸，不过，像其他地方一样，整个镇子和学校都实行了灯火管制（从1944年开始实行灯火管制），而且受到战时物资匮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