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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急切地希望……共同体内思想相同的政党之间有更加密切的合作，我当然知道历史在我们的道路上设置了障碍……不过，我确信在我们检查我们的政策时我们会发现我们之间的共同点比我们在开始时所料想的大得多。
1977年6月我去罗马作了一次短暂访问。在这次访问中也进行了一些有价值的接触与讨论，特别是和基督教民主主义者赫赫有名的长者阿明托雷·范范尼教授、还有意大利最聪明有效的财政部长之一菲利波·潘多尔菲的接触与讨论。我的访问以与罗马教皇保罗六世的一次私人会见结束，这是我的第一次梵蒂冈经历。这些会见始终是严格和私下会见。我同教皇六世以及后来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讨论了北爱尔兰问题；约翰·保罗二世当选教皇在我看来始终是个天意，另外，我同他还讨论了共产主义的非宗教性质以及它向基督教政治家提出的挑战问题。
在这次访问的公开讲话中我要求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党人参加到新生的欧洲民主联盟中来：我承认“保守”一词在意大利具有不同的轻蔑涵义，但我敦促我的东道主们考虑我们的政策相似这一现实。我亲自对阿尔多·莫罗这位当时的基督教民主党领袖谈了这一论点。他是个处世超然的学者式的人物，在他的党内属于左派，我觉得他对我的讲话并不怎么赞同。哎呀，可悲的是，没有机会再讨论这一问题了，因为不到一年时间莫罗先生就遭到绑架并被谋杀了。
回想起来，我现在能够领会，意大利人认为他们与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很不相同，他们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天主教的社会学说在不存在强大的世俗的中间偏右政治传统的社会里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框架，这种框架也适用于新教徒。问题是，作为一种生活观点，无论这一学说有多少优点，它本身并不足以为20世纪后期所需要的切实可行的政策提供思想基础。就经济政策而言这一点尤其如此。从地地道道的自由企业到“总体主义”的任何思想都能用基督教民主主义的语言来乔装打扮。有些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如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采用自由市场词藻（如果说并非一贯采取自由市场政策的话）来弥补这些不足，他们至少已经在这方面走了部分路程。其他政党，如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人，则已全部走完了这一路程。基督教民主主义已经表明，它无法说明冷战后世界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民族国家和超国家机构之间的长期关系。我得出的结论是，不管个别的基督教民主党人可能会博得我们多少尊敬并值得我们支持，保守党人从他们那里几乎学不到什么东西。
总之，来自奥地利、丹麦、芬兰、德国、冰岛、挪威、葡萄牙、瑞典和英国的基督教民主政党和保守主义政党还是一致同意成立欧洲民主联盟。我出席了19——78年4月在萨尔茨堡的成立大会。出席大会的其他政党领袖有赫尔穆特·科尔和弗朗兹·约瑟夫·斯特劳斯——巴伐利亚州基督教社会联盟领袖，他在赫尔。科尔于1976年10月的选举中以微弱少数失败后，成为德国右翼的总理候选人。他们两人之间的悬殊差别使我很感兴趣。两个人都身体魁伟，很有德国人特色。但斯特劳斯先生是个生性活泼的知识分子，十分机智，是个有造诣的雄辩家。他缺乏赫尔穆特·科尔的谨慎，在与赫尔穆特·施密特竞争时，他的感情冲动和并不完全名副其实的极端主义名声后来使他失败了。这是在克莱斯汉姆城堡的一个光辉灿烂的时刻，欧洲民主联盟是奥地利人的创见，他们是极好的东道主。对我来说这也是在重要时刻的一个有用的讲坛。
我已经提到过，第三个紧迫的欧洲问题是共同体各国在东西方关系中的作用。虽然这个问题从我成为党的领袖后不久就使我全神贯注、但我只在一个场合直接谈到过它，——在由休·托马斯帮助起草、于1978年6月23日星期五在布鲁塞尔向天主教大会发表的一次讲演中。主题是“外交政策的原则”，论述的范围很广，包括需要在全世界推进民主以减少战争的危险。但是讲话中引起最大注意的那部分是关于欧洲共同体的政治作用问题。我并不把欧洲经济共同体仅仅看作是一个经济实体：它具有更广泛的战略目的。作为毗邻苏联控制的东欧的一个民主、稳定和繁荣的地区，它既是一个显示西方生活方式的窗口，又是一块把各国政治家和人民从共产主义拉开的磁铁。此外，西欧国家在处理它们同苏联及其卫星国的关系时，其指导思想不应仅从经济的角度出发，而是要充分考虑到技术转让和廉价贷款对俄国战争机器的润滑作用。
我们必须从总体上来看我们同苏联的关系。西方提供的信用贷款、谷物和技术；关于安全与裁军的各个不同方面的谈判；苏联和卫星国在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活动，全都是同一景物的不同表现特征。除非我们像苏联那样学会从总体上来看待这一景物，否则我们将不断失算。
为了了解我们是如何得出这样一种看法的，有必要更加全面地考虑东西方的均势问题。
第二节 东方与西方
我成为保守党领袖之后最先会见的外国政治家之一是吉拉尔德·福特总统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多年来我对基辛格博士的崇敬不断增长，而且——虽然从不同的角度——我们对国际事件的分析日益趋同。然而，这个时候我对西方对苏联政策的方向感到不安，他被公认为是这种政策的主持人。
我的确承认理查德·尼克松在与苏联人玩弄实力游戏时所实行的“向中国开放”的重要意义。这是冷战胜利中的重要一环，使中国永远脱离了苏联。至于“联系问题”——即承认在国家间双边关系中一个问题同另一个问题之间的连接，用亨利·基辛格自己的话来说是“创建一个奖励与惩罚的网络以产生最有利的结果”一我的看法是，由于水门事件使尼克松总统在国内的地位削弱，这个前景遭到了破坏。我对“缓和”战略是极为怀疑的。
我的肺腑直觉是，缓和是一个抚慰人心的外来词，它掩饰了平易的英语将会暴露出来的丑陋现实。人们很难看出缀靖与缓和之间有什么区别。它出台的背景是，水门事件后选出了一个由极端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人控制的国会，美国陷于瘫痪，南越出现了崩溃的形势。虽然人们对于这一概念顶礼膜拜，直率地攻击它就是缺乏谨慎，但我还是尽我所能地接近于这样做了。这不只反映了我喜欢讲话直率，也是因为我确信西方受到哄骗的人大多了，实际上他们的生活方式正在受到致命的威胁，但还以为很安全可靠。
对付和战胜这一威胁的第一个条件是欧洲联盟应该洞察正在发生的情况；其次而且同样重要的条件是我们应该唤起改变这一状况的意志。甚至在英国的危险的经济状况下我们仍然拥有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部分并且在美国的领导下进行反击的办法。但是我们不能设想情况总会是这样。有时衰退一不是相对的而是绝对的，不只是局限于一个领域而是在经济、军事、政治和心理的各个领域中——可能变得不可逆转。需要采取紧急行动，而紧急就要承担风险。相应地，我的第一次主要的外交事务讲话就是一个风险。
事态发展继续证实了我的分析。3月间工党政府的防务白皮书宣布大力削减防务预算，在下一个10年期间削减47亿英镑。同月，亚历山大·谢列平，前克格勃头目，这时负责苏联的“工会”，作为职工大会的客人抵达英国，紧接着的那个月在各种混乱的场面中西贡沦陷于北越共产党人之手，使美国增添了烦恼。古巴的“顾问们”正开始到达安哥拉以支持那里的共产主义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派别。然而，引发我决定讲话的是我所听到的和阅读到的关于准备召开赫尔辛基首脑会议的情况。
召开赫尔辛基会议的主意来自苏联人，受到勃兰特总理的西德的热烈欢迎，把它看作是对新东方政策的一个贡献，然后又被尼克松政府接受，列入了它的议事日程，西方想要苏联人参加会谈以减小他们在欧洲的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