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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皮姆这时已从威利处接过了前座议员“权力下放”问题发言人一职。但他和特迪·泰勒关于如何对待这项法案却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弗朗西斯想使之可行，而特迪则想使之夭折，最后这项法案还是夭折了，1977年2月该法案截止审议时政府被29票的多数反对票打败（有22名工党议员和我们投票一致）。突然间政府发现它失去了全民性的支持，而在“权力下放”问题还远远没有引起重视时， 政府总是能赢得有效的多数。 尽管这一年过些时候工党还将提出新的关于“权力下放”的法案。但他们眼前的形势严峻，这使我们倍受鼓舞。
具体来说要发生什么事情还远不明朗。1977年3月17日星期四，政府拒绝迎战我们的动议，在一场有关公共开支的辩论后宣布休会，因为他们害怕左翼工党议员倒戈。我马上称这种几乎闻所未闻的对正常议事规则的破坏为“不光彩的失败”。我们不得不提出一项对政府的不信任案，如果获得成功将会进行普选。尽管我天生谨慎，我仍认为这是会发生的。那个周六在我在托基向中央理事会作的报告中提醒全党注意一场大选正在来临。
连日来各党派和他们的督导员们都使出了浑身解数。我却不愿被牵制在其中。自由党党魁戴维·斯蒂尔已经表示，如果条件对他们合适，他们可能准备让工党继续执政。为在比例代表制基础上直接选举议员进入欧洲议会立法，“工业民主”和税收改革等的话题已经成为公众的话题。但没人相信自由党人在是否支持工党的决定这个问题上会被一些细枝未节所左右。对自由党人来说他们有两个大问题必须回答：把一个不受支持的政府留在台上，他们会受到指责吗？或者他们将会由于使政府的政策变得温和些而受称赞吗？我自己并不相信他们会和政府达成什么契约——这肯定不可能，除非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那时内阁中会有几位自由党人担任部长，但简直不能想像工党的左翼会容忍这种做法。
事实上，我对政治均势的计算总体上是正确的，但我忽视了虚荣心这个重要因素。尽管工党一自由党同盟对自由党危害不小，而对吉姆。卡拉汉有无穷的好处，但它确实给自由党发言人以令人激动的幻觉——认为他们自己举足轻重。
在对“反对党提出的不信任案”投票后，有人攻击我说我没有准备与自由党进行某种交易。我事先没有这种念头，事后也不后悔。1974年2月大选失败后保守党就曾试图把自由党拉过来组成少数派政府，这种不够光明磊落的做法完全表明了其危险性。更何况，即使在现在情况下，不需要费神去对付自由党的这些不负责任的怪人，我的负担已经够重了，为了使英国拨乱反正，我得设法使保守党左翼和现在影子内阁中的部分成员相信我们将来的政府应该采取的措施。
当然，既然我们已经反对了“权力下放”，那么要赢得民族主义党派的支持就更不可能了。具有保守主义思想的北爱尔兰统一党人应该支持我们。在艾雷·尼夫和我身上他们应该明白他们找到了联合王国的强有力支持者。他们在威斯敏斯特增加议席以弥补他们省代表不足的要求很可能是任何政府都会支持的，因为从公平角度讲他们很占理。但他们对希思政府废除斯托蒙特议会——1920至1972年由北爱尔兰统一党人控制的管理北爱尔兰的机构——这一做法的普遍厌恶以及伊诺克·鲍威尔一一他现在作为统一党人担任代表南丘地区的议员——私人的恩怨意味着实际上我们不能依靠他们的支持。
事实上，能够影响选举结果的事，我们所能做的也很少。小党都会根据举行一场普选对他们是否有益来决定他们的立场。要衡量这一点，每人都会去看民意调查结果。调查结果显示保守党将以绝大多数当选并组阁，这将极大减弱一些具有不同观点的其他个体影响政府的能力。
在我将要在议院提出不信任案的几个小时前，我被告知自由党将支持政府。对于他们会同意那么拙劣的条件，我感到震惊。显然这些条件首先将在本期议会期间有效。自由党人不能成为政府成员，但将同部长们有单独的联系并派代表加入迈克尔·富特议长主持的联合顾问委员会。 政府承诺实现进入欧洲议会的直接选举和“权力下放”（在比例代表制基础上实行自由投票）。允诺找时间通过自由党关于无家可归者的法案井同意限制计划中的关于地方当局属下的直接工党组织立法的规模。这并不是什么诱人的条件。已经知道我们面临着一定程度的失败，并想到新闻界和我们的支持者将对我发出诸难，面对这一形势我简直有些一筹莫展。
安格斯·莫德帮我起草了发言。我们决定使它十分简短。事实上，太短了些。其实这篇发言稿是在看来就将进行一场普选时起草的，因此更倾向于对我们的政策作正面表述，而不是对政府的政策细节发起攻击。这篇发言在我所有的发言中是报界反映最差的一篇。当然如果那天我们最终胜利了，我就是全文宣读威斯敏斯特冗长的电话号码薄也没有人责怪我。但是，政治如同人生一样，“如果”之类的话从来无济干事。那天深夜，当我开车口福拉德街时，令我沮丧的不是我在议院没有取得良好反响，甚至也不是政府赢得了24票的多数。令我难受的是经过这么多努力，看起来我们能令英国开始调转方向的机会还和以前一样渺茫。
第十章 共同市场东方西方
第一节 欧洲
我成为保守党领袖后面临的第一个大的政治挑战是关于英国是否留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的公民投票。举行公民投票是工党在野时为使党保持团结所作的许诺。出于若干理由我倒希望这是一次关于某个其他问题的挑战。欧洲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特德热衷的问题。他认为他的最大业绩是使英国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而且既然现在他已失去领导地位，他愿对此事投入更大的热情也是十分自然的。如同在竞选领导职务运动期间已经明显表明的那样，人们有些怀疑我对这个问题不太热心。与特德相比情况也许确实如此。但我的确真诚地相信脱离共同体将是愚蠢的；我认为共同体提供了同其他西欧国家联系的经济纽带，这一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而且我尤其是欢迎加入共同体后其成员资格所给予的更大的贸易机会。然而，我并不把欧洲问题看作是对其他一切事情的试金石。虽然我认为英国最好呆在共同体内并且尽可能充分利用它，但我同样能够完全理解总的来说抱相反看法的那些人。在我看来，关于英国的欧洲命运、更不用说关于欧洲的认同的夸张言辞；并不真正中肯，虽然有时我在公开讲坛上也稍许使用一些。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极其乐于由特德在公民投票运动中担任我们这一边最主要的角色，并由威利代表保守党担任“欧洲的英国” 的副主席， “欧洲的英国”是同亲欧的工党下院议员和自由党人合作建立的“投赞成票”运动的组织，康·奥尼尔和后来的罗伊·詹金斯任其主席。
这个安排具有两个优点和两个不利之处。优点是，虽然我在运动的开始与结尾时需要以高姿态公开露面，但我有时间去做其他的事情；其次，党内最热衷于欧洲事务的人将能把他们的全部精力投入第一线。两个不利之处也许是我应该预见得到的，首先这将使特德东山再起的胃口增强，其次是保守党内外决意摆脱我的势力将会试图利用正在开展争取“赞成”票运动的各党联盟，把它作为一场争取成立“中间派”联合政府运动的核心。
我还碰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推理上的困难。我从特德那里继承下来的立场是彻底反对关于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的整个思想，理由是这违反宪法而且不是英国人的习惯做法。即使我曾经想要改变这一立场，我也没有时间这样做；在我就任领导职务仅仅两周后，政府就公布了它的公民投票白皮书。此外，把公民投票攻击为一种只是图谋使工党内阁保持团结的宪法上的畸形怪物，党就可以获得取之不尽的政治好处。然而，我感到不安。首先，显然有个实际问题，即无论保守党提出什么样的抗议，我们横竖都必须举行一次公民投票，我们将会很快就不得不认真地对待它——而且要让人们看到我们是这样做的——如果我们想要取得恰当的结果的话。其次，而且还只是个模糊的想法，我认为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当某个个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