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放的措施，我们在苏格兰的支持却进一步减少了。事实上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大选中排在第三位。
对于我们党采取的这种新政策的忧虑从来就不少。尤其有一小群苏格兰保守党议员，包括我的老朋友贝蒂·哈维一安德森，他们从1974年10月后开始大声发表他们的看法。他们认为建立苏格兰议会的建议将威胁而不是巩固联合王国的团结。他们不认为有必要与工党采取同样的战略，更不要说提出更甚于工党的提议。而苏格兰党本身意见也是极不统一，代表基层意见的“权力下放”反对者和左倾苏格兰党领袖象艾历史·布坎甫—史密斯，马尔科姆·里费金和乔治·杨格等人意见相左。
这就是我刚坐上党魁的交椅时留给我的摊子。特德把我党尬尴地挂在了这个极其令人痛苦的大钩上，留给我一个棘手的任务：把它解下来，作为一个本能的保守统一党人，我不喜欢“权力下放”的承诺。但我意识到对这项计划已进行了巨大投资，我已无法立刻改变政策方向。如果我这么做了，就会有很多人辞职，这是我无法承受的，暂时我只得接受现状。
我让威利·怀特洛领导一个关于权力下放的政策小组。在影子内阁内，我们及时讨论了威利提出的关于建立一个直接选举的议会的提议，井同意他们实行比例代表制，但我们没有承诺采取这一制度不少主张权力下放的保守党人想要实行比例代表制，他们害怕在简单多数选举制度下苏格兰民族党将会在苏格兰取得胜利，他们似乎并不厌恶将来在南部或北部实行政治联盟制度，对此，我并不为之所动。
1975年5月，在丹迪召开的苏格兰党大会上，我尽可能简短地重复了对其建立直接选举产生议会的承诺。与参加会议的人进行谈话使我更清楚地了解到，有一些苏格兰保守党人在这个问题上和他们的领袖们意见极不一致。我更加不安了——其他人也是如此。在夏季，英格兰保守党议员们开始对苏格兰权力下放表示疑问，部分原因是由于它对联合王国的团结有不利影响，此外，他们的疑问也有其深厚的策略上的基础：如果苏格兰有自己的议会又同时留有现在的（众多的）议席份额的话，它将在威斯敏斯特议会中拥有过多的代表。另外，工党内部对这个问题也因有异议而相持不下，显然“权力下放”在策略上已不再是一个有利于使政府为难的课题。我和后座议员们开了一系列会议。他们和我有同样的顾虑。这更加剧了我的忧虑。到1975年底，后座议员们持强烈反对“权力下放”的立场。此时，亚历克·布坎南—史密斯和马尔科姆·里弗坎德更加脱离实际，竟想出了设立独立的苏格兰行政机构这一主意。这进一步超出了霍姆的提议，把我们带到了工党的策略范围中去。
政府提议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直接选举议会的白皮书于11月出台。但影子内阁对此应如何反应，意见极不相同。在准备1976年1月进行的关于白皮书的辩论时，艾历克·布坎南一史密斯和伊恩、吉尔摩要求在我们的修正案文字中提及保守党对苏格兰议会的承诺，而反对“权力下放”的人则争论说，如果我们不再重述这个承诺，工党内反对“权力下放”的人的弃权可能会使我们胜利。我暂时听从了艾历克·布坎甫—史密斯的意见。
争论在1976年继续进行。朱利安·艾默里和莫里斯·麦克米伦显示出他们是保守党阵营反对“权力下放”的有力领袖。威利设计出一项希望全党能团结在其周围的方案，5月份在琅思召开的苏格兰党会议上我使用了该方案。我们重申对直接选举苏格兰议会的支持但又表明我们反对任何以政府提出的白皮书为基础的计划。为了加重语气，我补充道：“我不能支持这样一个苏格兰议会，我们谁也不能支持成立这样一个议会——如果我们认为它可能使联合王国陷入危险境地的话。”在珀思的这场演说听众反响良好，但它显然解决不了党内纠纷。
我开始坚定我们的反对派立场，在11月份，当该法案公布时，我与二位宪法律师——伯明翰的扬德里教授——共进晚餐，讨论其中的细节。我也见了宪法学者内维尔·约翰逊多次。我听得越多，越仔细地阅读这项法案，就越觉得它对联合王国是危险的。它带来的是官僚主义和无休止的争吵，而指望它能抚慰那些想要独立的苏格兰人则越来越不可能了。再者，1976年11月我党私下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结果证实了我对“权力下放”问题对选举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的怀疑。苏格兰人的意见四分五裂：政府的“权力下放”计划只获得了22％的支持——比我们党的主张所获支持（26％）少，甚至比“不进行任何变革”（23％）都少。只有14％的人赞成独立。一项深远的宪法变革需要比这多得多的公众支持。
在1976年11—12月问，该法案即将在议会进行二读（辩论是否采纳该法案）。影子内阁为此进行了4次辩论，讨论是否要发出一个要求保守党议员出席议会辩论的紧急通知来投票反对这项法案。我们的态度再也不能不明朗了。不仅我们后座议员中的绝大多数，影子内阁的部长们也大都不赞成“权力下放”，至少不赞成任何与“白皮书”观点类似的做法。但在“权力下放”的支持者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条：他们认为这是唯一阻止苏格兰独立的办法，甚至一些极不喜欢“权力下放”措施的人也行事谨慎，惟恐给人以反苏格兰或超越了苏格兰保守党领袖的印象。但直到最后，在一场12月2日星期四凌晨结束的马拉松式长会上，我们决定——有很注目的少数人持异议，包括艾历克·布坎南—史密斯一发出要求保守党议员出席议会辩论的紧急通知来投票反对这项议案。
我根本就不幻想我们这么做会没有人辞职抗议。我想把辞职数量降到最少，但同时也不削弱对“权力下放”的攻击力度。影子内阁会议后那天上午，马尔科姆·里弗坎德、乔治·扬格、约翰·科里、赫克托·芒罗、哈米斯·格雷和拉塞尔·费尔格里夫（苏格兰党主席）来见我，说应该给艾历克·布坎南—史密斯特许，让其在投票中弃权，否则他们6人就都从前座议员位置上辞职。对此我不同意。让我生气的是第二天早晨的《金融时报》登出了这次谈话内容。代表党内左翼的“”保守党改革小组“——当它成立的时候，我曾以假设的无知口吻写信给它的发起人之一罗伯特·卡尔，间他们到底想”改革“什么——他们把我们描述成”下定决心在苏格兰选举中自杀“。后座议员们的态度则不同。当那天晚上在1922年委员会宣布发出紧急通知的决定时，人们大声欢呼。当然，当特德·希思4天后在格拉斯哥突然宣布说他自己不会投票反对这项法案时，我也并不感到吃惊。艾历克·布坎南—史密斯适时地辞去了他的影子内阁苏格兰事务大臣一职，同时辞职的还有马尔科姆·里夫坎德。4名其他前座议员也想离开，但我拒绝了他们的辞呈，甚至允许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在辩论中与我们唱反调并且投了政府一票。没有任何政党领袖能比我更宽容。为填补艾历克·布坎甫一史密斯留下的空缺，我把特迪·泰勒从贸易部调来做影子内阁的苏格兰事务大臣，他的强烈的爱国之情和稳健早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你知道这场辩论，甚至很可能是这次投票，将暴露出自己一方的分歧时，而且你还不得不作为前座议员发言，这真是令人气馁的事。但我在12月13日星期一这项法案进行二读时作的演说却正是我喜欢的那种舌战。关于我们自己的提议我说得很少，只简单提及我们曾承诺在苏格兰设议会，我强调了很多这项立法本身的矛盾及前后不一致之处。辩论结束。27名保守党议员包括特德·希思和彼得·沃克投了弃权票。5人投了赞成政府主张的票，其中包括艾历克·布坎甫—史密斯，马尔科姆·里夫坎德和哈米什·格雷。但是工党内部意见也不一致：29名工党议员弃权，10名和我们一起投了反对票。在二读时出现的45票赞成的多数掩盖了这个问题给工党和我们带来的同样的不愉快。而这个问题还没有结束。在辩论中首相暗示说政府将可能在苏格兰和威尔士进行全民公决——这项承诺后来成为解决“权力下放”问题的关键。
弗朗西斯·皮姆这时已从威利处接过了前座议员“权力下放”问题发言人一职。但他和特迪·泰勒关于如何对待这项法案却持有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