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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工党的温和形象如同建筑在沙滩上的房子一样坍塌。但在那以前，他一直表明是一位极有才能的政党领袖；在他当首相的3年内，他对民意有真实的感觉；并且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他勇敢地与自二战以来主宰政府政策的凯恩斯经济思想决裂。他是一个难对付的对手。
在吉姆·卡拉汉成为首相后的几个星期内，政府与反对党的关系冷至冰点，因为工党在关于飞机和造船业国有化的法案上耍花招。在我们的一位后座议员罗宾·马克斯韦尔—希斯洛普的游说下，议长最终裁定说这项议案是一个混合物，因此需通过众议院的特别（也是很耗费时间的）程序处理。工党宣布说他们可以要求议院把有关的议事规则搁置一边，从而在实际上使议长的裁决落空。这种做法够卑鄙了，他们还有更甚于此的做法。那天晚上双方都有儿名议员不舒服，因此做出了两党一对一地不参加投票的安排。碰巧那天工党比我们多一名生病的议员，我们党没有议员与他对应一起不参加投票。那天晚上有两项表决，第二项紧接着第一项进行。第一项出现平局。按惯例，如议长投票要求保持现状那么政府就失败了，这向政府的议会督导员们表明，他们在下一项——并且是十分重要的一法案表决时，缺少一张票。因此他们出去找了个结过对的工党议员——也就是说他和一位保守党议贝双方已约定两人当晚都不参加投票的。他们把他推人工党投票厅，结果政府以一票多数获胜。
由于工党实际已失去多数地位，做这种事对他们的吸引力显然很大。但只用一票之差就把两大工业部门国有化，破坏事先的约定，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双方都怒气冲冲。迈克尔·赫塞尔廷是我们在这场辩论中的反对党带头发言人，他是工业事务发言人，他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他抓起放在双方中间的权杖试图把它交给工党的议员们，以此象征他们破坏了议会传统。他的做法本身就是对议会秩序的严重冒犯，当吉姆·普赖尔使迈克尔冷静下来后，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我采取的行动没有那么激烈，我要求取消所有的关于议员对于不参加投票的安排，收回了在议会事务上的合作，要求政府就该法案重新表决。这么做旨在给政府制造最大的麻烦：不但他们所有的议员——不论多显赫——都得在重要投票时到场，而且政府不知道它要办的事务多长时间才能进行下去——很多事务都需要与反对党达成协议才能得以通过。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个月直至卡拉汉先生要求见我并且有些激动他说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告诉他说这对我没有什么。最后我们同意让政府和反对党议会督导来调查事实真相，当他们的报告表明我们是对的时，首相做出了让步，就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第二次表决。这次工党的议会督导确保他们所有的人都出席了，从而胜利了。
在这种情绪对立的情况下，我们决定提出一项对政府的不信任案。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我们就会被责怪，说我们没有尽力打击这个由于失去多数地位就采用阴谋诡计的政府。但事物都有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就会显得很蠢。而我们很可能会失败，因为小党害怕过早地举行大选，而且无论如何会被政府议会督导员的动听允诺所诱惑。当然结果真地是这样。几乎等了3年以后，政府才因为失去多数支持而下台。
同时经济情况更加糟糕。1976年2月政府宣布1977—78年度的支出减少16亿英镑，1978—79年减少30亿英镑（在今天来说，分别相当于60亿英镑和115亿英镑）。尽管听起来这是很大一笔款项，其实只是巨大的计划增加支出额的一小部分。1975年1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帮助英国渡过难关批准了备用信贷额度的申请。尽管如此，在3月还是发生了一场全面的英镑危机。6月英镑再次面临沉重压力，英国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用更多的备用信贷，需在6个月后偿付，如果不能偿付，英国不得不再要求获得更多的国际备用信贷。那时通贷膨胀正在下降，但巨大的利率加上没能真正削减公共开支和公债，使政府仍无法控制潜在的金融和经济问题。9月份的新一轮英镑危机将可能导致英国耻辱地把经济控制权转交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一轮英镑危机正是国际市场对工党政府的经济管理完全无可非议的失去了信心的结果。
这种情况无论对国家来说是多么艰难，反对党的日子本该期望会好过些。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就是我们的第三个难题。人们希望我们支持工党政府犹豫不决而又栅栅来迟的使用金融管制的举动。这很公平。但还有一种更广泛的压力，要求我们在处理工党政府自找的磨难时，采取负责的态度，无论这是多么值得赞扬的做法，却必然会束缚我的攻击风格。
比如，1976年党的年会是在政府面临无法遏制的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举行的，这本该是一次凯旋式的盛会。但却不然。在布赖顿开会的我们都神经质般地觉得需要责任感，需要小心谨慎。当然，实际上，我所说的关于政府经济政策的话中没有什么会给金融市场带来比其现状更差的看法。但就在我讲话的前一天，利率升至了15％。在我最终定稿前，我在布赖顿召开了一个影阁会议，讨论我们应该采取的立场。雷吉·莫德林帮我重写了那已改得不成样子的关于经济的几段。文章写得很差，而且是在一个临时安排的狭小大厅里，气氛不够融洽，也可能是由于我缺乏信心，这个讲话没有讲好。随后，我来到隔壁大会的一个分会场，发表了一场即席演说。几名听到这场演说的记者都赞不绝口。但由于没有写下来，这场演说也就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了。
总的来说，1976年常规的政党政治充满挫折而义毫无结果。尽管保守党在民意测验中遥遥领先，工党在众议院的多数也在消失，政府还是步履瞒跚。我们对英国职工大会采取了开放的举动，但陷入了僵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管起了我国的经济政策，极度危机的气氛开始缓和。但从更根本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事业正有所起色。
第五节 高屋建瓴
1976年年会前夕，我们发表了《正确的思路》一文。有力地阐述了新保守主义。该文确实通俗易懂，并且至少从文笔上来说，可与《我们盟友的变化》一文相媲美，二者都堪称战后保守党发表的写得最好的文件。这得归功于克里斯·帕顿和安格斯·莫德。他们和基思·约瑟夫、杰弗里·豪及吉姆·普赖尔一起起草了这份文件。
我们内部已就收入政策达成一致，这也有助于这份文件的成功。1976年5月，杰弗里·豪向“弓组织”（一个保守党的骨干小组）做了一个报告，提出了一条大家一致同意的“路线”，而《正确的思路》一文遵循了这条“路线”。文件指出价格和收入政策并不能从长期上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但同时又表示“断然地永久地”否认以上政策也是不明智的，而我们较推崇的是西德式的“综合治理”。这是一种逃避责任的折衷说法，但暂时来说却迎合了众人的口味。
但《正确的思路》一丈的成功根本上还在于它着重论述了大的命题，重申了我们的路子与社会主义的路子的不同之处。该文受到新闻界的好评，这并不是因为我和同事们事先花了相当的精力向编辑们解释它，而是该文开篇部分自信而又充满权威的口吻给了批评家们一个惊喜，它一扫他们对日复一日的政治内讧及政府总是对不断变化“标准”乐此不疲的印象，从而提高了他们的眼界。
《正确的思路》一文的成功揭示出在这整个时期存在着的一种至关重要的矛盾现象。由于一系列原因，我们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特别成功的反对党。我们内部不时有纷争，在众议院尤其不顺利，而且我们没能抓住政府犯的错误好好地做文章。但是从更高信仰、决心和哲学层次来说，我们却做得极有成效。我们正在赢得思想领域战斗的成功，这不但是赢得选举的必经之路，也是我们想要进行的变革和赢得持久的广泛的支持所必须的。
基思·约瑟夫的讲话进一步发展了他在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得出的论点。他3月份在哈罗公学做了一次演讲，迎头痛击了政府关于有必要以高额的公共支出来维持高水平就业的论断。事实正如基思指出：
政府超支一直是失业的主要原因。如果我们现在想要挽救经济，就必须立刻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