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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Ｓ蒍·B·普利斯特利主讲，他具有一种独特的天才，把左翼观点包装得严严实实，听起来像是北方的家庭哲理。有时则由一个名为昆廷·雷诺兹的美国记者主讲， 他以嘲弄的口吻用希特勒家族的一个姓来称呼希特勒， 称他为“希克勒格鲁伯先生”。有一个叫做“思想库”的栏目，由4名知识分子主持，是关于当前时事的一小时讨论，其中最有名的是C·E·M·乔德教授，他对任何问题的回答都是“这要看你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星期五晚上有由诺曼·伯克特等人主持的讨论系列节目叫做“见面”。我喜欢“又是他”系列广播喜剧及其仍然有用的顺口溜，还有剧中的那些人物，诸如性格忧郁的女佣人“莫娜·劳特”及其噱头：“自得其乐，乐在其中。”
无线电对重大事件的广播非常及时，特别是关于战况的广播。这种广播使许多家庭感受特别深切。我记得，有一年吃圣诞饭时，我和家人坐在收音机旁，收听国王1939年的圣诞祝词。我们深知他在努力克服他的语言障碍，我们知道那是现场广播。我当时想他一定会感到不愉快，因为他知道他要作广播讲话，而不能享受圣诞晚餐。我记得他用缓慢的语调吟诵以下名言：
我对站在新年门口的人说：“给我一盏灯，使我能够安全地走向未知世界。”
他回答道：“走出去，进入漆黑的世界，让上帝牵着你的手，这比灯还要亮，比你熟悉的路还要安全。”
大战爆发时我将近14岁，已能理解战争的背景并且知道许多有关情况。在此后的6年中我紧密地跟踪了战争的重大事件。我对30年代政治世界的了解不够深入。但有些事情还是留在了记忆中，例如大萧条的年代。这是由于错误的货币政策导致的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经济灾难。这次灾难对格兰瑟姆影响较小，但对附近的农业地区影响较重，而北部重工业地区的城镇受影响更大。格兰瑟姆的多数工厂仍然开工，最大的工厂是拉斯顿和霍恩斯比，它是生产机车、蒸汽机或拖拉机的。我们的镇还吸引了新的投资，其中一部分是我父亲争取来的。我们家的生意仍保持稳定：人总得吃饭，而我们的店很会经营。镇上的人明显地分成两部分，领月薪的人，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白领”雇员，他们的生活较为稳定；不领月薪的人，由于找工作更为困难，他们的生活极不稳定。在我去学校的路上，在劳动市场前总排着一条长队，那里的人不是找工作就是要求救济。我们是幸运的，我们的亲朋好友中没有人失业，自然，我们认识的人中有人失业。而且我们记得，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失业家庭的孩子们的衣着是多么整洁。他们的父母决心作出必要的牺牲。在东米德兰地区的城镇中，人们自力更生和独立生活的精神很强，即使是最穷的人也是这样。这意味着他们永不脱离这里的居民队伍。有能力的人默默地捐献出能够捐献的东西，格兰瑟姆的居民群体仍然凝聚在一起。回首往事，我愈加体会到，格兰瑟姆是一个多么好的地方。
因此，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没有阶级分野和阶级冲突的意识。即使是在大萧条年代，也有许多东西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王室肯定是一个因素。而且我们家和许多家庭一样，为帝国感到极为骄做。我们感到，帝国把法律、良好的行政管理和秩序带到其他国土、否则，那里的人永远无法得知这些东西。对于那些处于偏僻地区的国家和大陆，我曾经充满浪漫的幻想，幻想我们英国人能够带给他们什么好处。童年时期，我怀着好奇的心情倾听一个卫理公会的牧师讲述的故事。他说他在中美洲的一个部落工作，那里非常落后，他们没有文字书写他们的语言，他为他们创造了文字。后来，我认真地考虑过去印度当文官。在我看来，印度帝国是英国的最大成就之一。（我对在英国当文官没有兴趣。）当我与父亲讨论这个问题时，他说，当我真的参加印度文官队伍时，也许印度的文官制度已不复存在。事实表明，他的话大有预见性了。
至于国际形势，任何人关于30年代的记忆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后来事件的影响，儿童的记忆也是如此。但是，我记得，我的父母对国联的软弱表示不安，因为当1935年阿比西尼亚遭到意大利入侵时国联没有给予支援。我们对独裁者极不信任。
当时我们对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了解不多。但是，我的父亲与很多具有保守思想的人们不同。有些支持佛朗哥的人提出，应该支持法西斯政权，认为这是打败共产主义的唯一办法。我的父亲激烈地反对这种观点。他相信，自由社会比这两种制度都好。我自己也很快树立了这种信念。在宣战之前我们对希特勒就有了自己的看法。在电影院观看新闻短片时，对黑衫党大摇大摆地游行集会感到厌恶，而且很不理解。这与我们的温文尔雅自我约束的平民生活迥然不同。通过阅读我们还了解到大量关于法西斯政权的野蛮和荒谬的事实。
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认为与独裁者的战争不是一种可怕的前景。如果可能，应该避免这种前景。在我们的阁楼里有一大批杂志，其中有一些关于大战的著名照片，一队英国士兵被介子气毒瞎了眼睛，他们正在走向治疗站，每个人都把手搭在前边人的肩上，由前边的人领路。怀着最好的希望，我们作了最坏的准备。早在1938年9月，也就是签订慕尼黑协定时，母亲和我就买了许多码为防空遮窗用的布料。我的父亲投入大量精力组织镇上的防空。后来他说，“ARP”（防空措施的英文缩写）代表阿尔夫·罗伯茨的炼狱（他的名字的缩写）。由于防空耗费了他的大量时间，他没有时间干其他事了。
30年代影响最为广泛的神话也许是这样的说法，即右翼而不是左翼最为热衷绥靖政策，从我自己在一个政治上高度右倾的家庭经历来看，以及从我的记忆中当德国人已经进入布拉格时工党实际上怎样投票反对征兵来看，我都不能吞下这种观点。但是重要的是要记住，当时的绥靖气氛是很浓的，人们的政治观点受到局限。
这个问题影响的广泛性在1935年的大选中表现出来。我当时10岁，在这次大选中从政治方面得到了锻炼。事实将会表明，我们的家庭本来就是一个热心政治的家庭。尽管这里边蕴含着严肃的义务感，政治也是乐趣。我当时还大小，不能为我父亲竟选市议员作宣传。但是，我得到一项工作，折叠那些鲜红的宣传保守党候选人维克托·沃伦德爵士的传单。传单上的红颜色染到我的湿润的手指上。有人说，“那是沃伦德夫人的口红。”维克托爵士的当选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我坚信不移。选举那天，我的重要任务是在保守党委员会办公室和投票站（我们的学校）之间来口传递投票情况的信息。最终，我们的候选人当选了，尽管我们的多数票从16000减少到6000。
我当时不理解关于重整军备和国联问题的争论。那次竟选很艰苦，面对着“为和平投票”积极分子的竞争，而且还有阿比西尼亚战争这个背景。后来，当我十几岁时，我经常与其他保守党人激烈争论，鲍德温在竟选中是否误导了选民，人们普遍认为他没有告诉选民国家面临的危险。事实上，要不是国民联合政府在那次选举中重新当选执政，就根本谈不上重振军备应该更快一些的可能性；如果工党上台，很可能会做得更差。国联也根本不可能阻止大战的爆发。
我们对1938年签订的慕尼黑协定的感情是错综复杂的，许多反对绥靖政策的人都有这种感受。当时，人们被推向两个方向，非此即彼。一方面我们对希特勒政权或者说他的意图相当清楚，特别是我们家庭有亲身感受。希特勒取缔了德国的扶轮社，我父亲一直认为这是扶轮社能够得到的最高奖赏。我们得知，独裁者不能容忍组织市民社会的志愿组织，如伯克的“小队”，也不能容忍法律范围内的个人权利。若契医生属德国血统，可能是镇上最好的医生了。他从德国得到不少消息，把这些消息告诉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又与我讨论这些问题。
我对希特勒有自己的认识。我们家附近有一家卖鱼片的店，我经常去买我们家星期五的晚饭。在那里排队的人常常组成一个很好的论坛。有一次辩论的题目是希特勒。有一个人说，希特勒至少使德国人有了一些体面，而且使火车正点了。我激烈地反对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