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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莱斯顿演讲的影响是巨大的。当然，他让特德和保守党权势集团感到极为难堪。有些人仍然希望，关于可怕的社会主义的警告，加上暗示组织国民政府以及我们关于抵押贷款利率和地方税的新政策，就能使保守党重新执政——基思演讲当天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我们领先工党两个百分点，这又助长了上述错觉。普莱斯顿演讲使基思的战略真相大白，因为很清楚，如果保守党重新执政并由特德·希思担任首相，就几乎不可能像基思鼓吹的那样对政策进行重估。基思本人很谨慎，他决定在威尔弗莱德街的政策研究中心里多花些时间而少去威斯敏斯特，因为这里他的一些同僚对他十分恼火。就我来说，我根本没有看到任何真正使我们党获胜的机会。在短期内，我准备尽我所能为我们的政策而斗争，为这些政策辩护是我的责任。从长远看，我确信我们必须使整个党跟上基思的思路，而且最好是在基思的领导下。
第三节 特德孤注一掷
保守党的竞选宣言，由于对报界走漏了消息而于9月10日星期二提前公布了，这时约在宣布大选前一个星期。当我正在主持切尔西古董交易会的开幕式时，有人提出关于这件事的问题，这使我很吃惊。这样公布竞选宣言，特别是在我们并没有什么新东西的情况下，绝不是竟选运动的好开端。不过，从两天以后影子内阁的所做所为可以清楚地看出，真正让希思和他的核心担心的是基思——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我——可能说什么，特德发出了命令：我们只能谈宣言，不能谈别的，财政策的任何发挥都必须经过与有关发言人、保守党主席和他本人讨论。影子内阁成员必须把精力特别集中在他们自己负责的问题上。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些话是冲着谁来的。
下一个星期三正式宣布大选将于10月10日星期四举行。早在这以前，我实际上已经为竞选运动进行活动了。星期一，我在西北区演讲，支持弗格斯·蒙哥马利，他是我极好的议会私人秘书（下议院前座谈员的眼睛和耳朵）。星期二，我在住房营建者联合会的一次会议上就我们的政策答复有关的提问。星期三全夭我都在接受一家叫作《退休前的选择》杂志的采访。这件事后来又来烦扰我，下面我将对此作出说明。星期四，影子内阁就竞选一事再次进行广泛讨论。第二天，议会解散了，议员们回到他们的选区去，竞选活动随之正式开始。
我从来没有像在这次竞选活动中这样频繁地在媒体面前出头露面。工党认识到住房和地方税问题方案是我们竞选宣言中仅有的两项吸引人的政策，于是他们立刻就开始批评我们的这两项政策。9月24日星期二，托尼·克罗斯兰把这两项政策说成是“一派谎言”。（也是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丹尼斯，希利抛出了他那臭名昭著的发言，声称通货膨胀率按3个月的数字计算是8。4％，而实际上年通货膨胀率为17％。）为了继续开展辩论，我马上发表了一项声明反驳这一指责，这样会引起人们注意我们的政策，那天晚上我在芬奇利说，降低抵押贷款利率将是新的保守党政府采取的第一批行动之一。然后，为了达到同样的目标，经与特德和影子财政大臣罗伯特·卡尔商议之后，我在星期五早晨中央总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说，如果我们获胜的话，降低抵押贷款利率可望“于圣诞节”时实现。第二天早晨的主要报纸都在显著位置报道了这条消息，我被称作“撒切尔圣诞老人”。人们普遍认为我们在竞选中第一次取得了主动。到了下个星期一，我在党的竞选广播节目中称这一点是“坚定的，不可动摇的承诺”。而政治的严酷性在于，尽管我对提出保证是否明智有保留，我们将只能不惜一切代价来兑现它。
就是在这时，我陈述住房和地方税政策的方式第一次与特德要求在竞选运动中采取的总方针相矛盾。在他的坚持下，我已经使我提出的政策尽可能明确具体。但是在宣言中，特别是开篇的部分，还故意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即保守党可能考虑某种形式的国民政府，并且因此将对提出的政策采取灵活的方式，原文如下：
保守党，不受任何教条支配，不依赖任何一种利益，广泛植根于整个国家。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在这次选举中赢得下议院的明显多数席位。但是，我们首先要用这个多数去团结全国。我们执政时不会采取狭隘的宗派主义。获胜之后，我们将同国内其他党派和其他利益集团的领导人协商和会谈以保证国家的政策得到所有怀着美好愿望的人们的赞同和支持。我们将邀请党外人士和我们一起来克服英国所面临的困难。
人们可以设想这些将与保守党人一起参加政策工作的没有明确指明的人，包括工党的一些右翼成员，也许还有自由党人。后者一直公开地争取建立联合政府。这类说法使我十分不安。不仅如此，正像迪斯雷利当首相对的英格兰一样，我不喜欢联合政府。具体来说，这种说法削弱了我在自己负责的领域内所作出的保证的信誉。党派之间就这些承诺做什么交易，谁能说得清呢？
特德在10月2日星期五召开的保守党记者招待会上强调，他作为首相时将愿意吸收非保守党人参加一个包括“所有人才”的政府（党和人才在这里被认为是同义语）。明确的保证和含蓄的灵活性之间的矛盾，有使我们的竞选运动变得毫无意义的危险并使影子大臣之间产生分裂。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最后一个星期了。我还是不能相信我们会获胜。民意测验显示，自竞选运动开始以来，我们大大落在后面。但是我感到我的住房和地方税政策已证明是政治上的胜利，尽管在重要报纸上受到过批评。我还想，通过剩下几天的工作，利用现在对国民政府所持的含糊态度，也许我们能够蒙混过关。
星期四，我在伦敦地区的竞选活动中继续大力为我们的住房政策辩护，同时对通过城市化能使“社会主义钻进来”的做法进行了攻击。那晚，特德叫我去威尔顿街见他。他的顾问们显然一直在催着他再前进一步。要他开始谈论建立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因为人们都知道我出于战略的策略原因坚决反对这么做，还因为第二天晚上我要在甫安普敦的广播节目“回答问题”中露面，我被召来是为了向我讲述新的方针。特德说，他现在准备号召建立一个显然是“人民”所要求的国民团结政府，我生气极了，毕竟是他自己坚持要我把住房和地方税政策尽可能搞具体，但现在当竞选运行几乎要结束的时候，他却将宣言中的保证抛弃了，因为他发现这样他就似乎更有可能返回唐宁街。
总之，我想像不出来为什么他把自己想像成联合政府可能的领导人。这时的特德是造成不和的人物，虽然他自己确信他代表着“共识”。“共识”不符合他以往的作为，又违背他的性格，而且其他人也不是这样评价他。而我自己决不准备收回在他坚持下我一直倡导的政策，我很不愉快地离开了。
在“回答问题”的广播节目中，我让步说，如果我们不能取得明显多数，也许需要建立联合政府。不过我的条件是，我本人决不和迈克尔·富特、托尼·本这样的左派在一个政府里共事。也许还可再补充一点，即基思·约瑟夫和我参加一个由出色而优秀分子组成的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很小——事实上，这比特德领导这个政府的可能性大不了多少。
竞选的最后几天主要都是由于谈论联合政府而带来的各种难堪问题。在保守党10月7日星期二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我坚持自己的职权范围，坐在特德·希思旁边重复着宣言中的保证。两天以后的竟选结果说明，虽然选民们一般愿意给少数派的工党政府有效治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