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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从特德讲话的样子可看出，后者是他主张的办法。我们对这几种可能性轮番地进行了辩论。
我的直觉是，在下院占有最多席位的党，有理由期待被要求设法组织政府。但特德争辩说，由于保守党获得的选票最多人他有责任寻求组织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因此他提出给自由党领袖杰瑞米·索普在联合政府中安排一个位置，并许诺请议长召集会议讨论选举改革间题。索普回去与他的党商量。虽然我愿意留任教育大臣，但我不愿意在保守党永远不再能形成一个多数政府的情况下留任。而这正是自由党人要求实行的比例代表制可能造成的形势。我也意识到，这种交易也会使我们看起来可笑。英国人最讨厌的是表现不好的失败者。我们下台的时间到了。
当我们在星期一再一次开会时，特德详细地告诉了我们他与自由党讨论的情况。他们无论如何不愿意按照杰瑞米·索普的要求行事。我们还在等待着他的正式答复。但现在特德似乎肯定要提出辞呈。最后一次内阁会议是在那天下午4点45分召开的。这时杰瑞米·索普的答复已收到。从特德的讲话中使人感觉到，他的意见已经转向组成一个所有各党参加的国民政府的想法，这种想法日益吸引着他。当然，这种想法根本没有吸引我。无论如何，自由党人不想与我们组成联合政府。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我悲伤地离开了唐宁街，但却有些解脱的感觉。我很少想到将来。但我心中知道，不仅是更换政府的时刻到了，保守党变革的时刻也到了。
第八章 抓住机遇 敢领风骚
第一节 9。5％的解决方案
从执政沦为在野从来就不是轻松的事情。而由于种种原因，特德·希思领导下的保守党人这时感到尤为困惑。首先，当然，我们一直到最后一刻还在期望获胜。不管我们政府的经济战略有什么缺点，每个部门都为将来的发展制订了很好的政策规划。我们变成了在野党，这个严酷的事实使我们不得不放弃这一切。其次，特德本人拼命想要继续担任首相。他已经被无礼地赶出了唐宁街10号。由于无家可归，他只好求助于他的老朋友和议会私人秘书蒂姆·基森，在他家里暂住了几个月。这件事使我在数年以后下定决心，当我离开唐宁街的时候，至少要有一处能够安身的房子。特德强烈希望重新担任首相，其背景是有人大谈联合政府和国民团结政府，这些谈论使党不得安宁。不过在某种程度上这也表明了特德的真正的信念。事实上，保守党离特德本人的想法越远，他就越想由联合政府来制服保守党。第三，也许是最糟的，我们的180度大转弯遗留下来的毒害使我们没有坚定的原则了，更没有了我们可以引以为据的成绩。而对一个反对党来说，论据就是一切。
就我来说，我很高兴，特德没有让我管我过去管的教育部而是把环境部的职位给了我。在60年代我们上次在野时我就懂得了，要攻击将在本部门处于某种酝酿阶段的方案是有困难的。再者，我自己在这次大选中感受到，地方税和住房问题，特别是后者，造成了我们的失败。在这两方面构想和提出健全的得人心的政策的任务，对我有吸引力。
对特德的职位有些风言风语，但也不过谈谈而已。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大多数人期待尽早举行一次大选，以便让工党得到有效进行工作的多数，而现在更换党的领袖似乎并不明智。当然还有其他原因，特德仍然可以在他的很多同僚中制造神经紧张甚至恐惧的气氛。从某些意义上说，甚至那些180度大转弯也有助于在他的周围营造出光环。他单枪匹马地，在几乎没有人公开表示异议的情况下改变了保守党的政策，并且走得很远。他还和他的助手们一道进一步改造了保守党。奇怪的是，那些支持特德方针的人和那些与他的思想很不一致的人，如基思和我，以及许多后座议员们，都一致认为，工党当前推行的花钱买选票的政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崩溃。那样做的政治后果会是怎样无法确定。但是保守党内有不少一厢情愿的空想家，他们认为那样也许会使保守党拿着“医生的授权”重新掌权，那时特德也就无疑有了自己的医生证书。
然而，特德没有对党内批评他的人作出让步，他本应作出让步。如果他以不同方式改变他的态度，他可能会有效地防止出现将来对他的职位的威胁。他本来可至少表示愿意承认政府犯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他本可邀请有才干的批评他的后座议员作他的影子内阁发言人，并帮助从新考虑政策。他本来可以改变影子内阁的总体面目，使之更能代表议会方面的意见。
但是，这些事他一件也没有做，他让罗怕特，卡尔接替了托尼·巴伯，后者宣布打算离开下议院，但暂时留在影子内阁中，不担任职务。罗伯特·卡尔更热衷于干预主义的方针，给我们带来了很大麻烦。那一年，他把诸如迈克尔·赫塞尔廷和保罗·山农这些被看作是他的助手的议员们提拔到影子内阁，而这些人并不代表当时后座议员的意见。只有约翰·戴维斯和乔·高德伯未被录用，他们在思想上没有什么独特之处。总之，他坚决反对任何意味着他的政府的经济和工业政策曾有严重失误的政策再思考，基思·约瑟夫没有被任命为影子内阁财政大臣，这时他说他不想担任职务而想集中力量研究新政策——这件事对特德将是危险的，但同时对党是有重要意义的。否则，当选民们明确表明需要新的政策时，这些政策就成了让人扫兴的“还是同样的东西”的信号。除此之外，颇为重要的影子大臣指导委员会更是按照特德的形象组成的。我在当时未被邀请参加该委员会，其成员中只有基思、也许还有杰弗里·豪可能对特德的意向持反对态度。
由于人们都预料年底以前举行另一次大选——大家都愿意在10月举行——保守党开始几乎狂热地寻找有吸引力的政策以便写入我们下一个竞选宣言中去。这些政策要符合两个标准：它们必须是新鲜的，而且又不能令人怀疑不久前保守党政府政策的内在正确性。我补充第三点：就我所负责的领域而言，新政策还要公认为是保守主义的。为了满足这些标准，我们需要绞尽脑汁。
在1974年2—10月份举行各种选举期间，我的大多数时间用在住房和地方税的工作方面。我有一个由议员组成的有效的住房政策小组与我一起工作，休·罗西是我的一个朋友和邻座议员，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住房专家，他有地方政府工作经验。迈克尔·莱斯姆和约翰·斯但利精通建筑业。新当选的奈杰尔·劳森才华出众，总有自己的见解。我们也得到建筑协会和建筑业方面的人士的帮助。我很高兴能领导这样一个生气勃勃的小组。
政治上优先考虑的问题当然是降低抵押贷款利率。技术问题是如何达到这一目的而不是无限地付补贴。当然，纯粹主义者的观点认为：人为地控制购房的借款利率，将肯定事与愿违。而在这件事情上纯粹主义者是对的，正如他们经常是对的一样、如果我们过去是推行一种负责的经济政策，也就不会有房地产价格的大涨大落，而日益高涨的通货膨胀也不会抬高抵押贷款利率了。稳定货币和提供足够的开发土地的政策，是确保有序住房市场的正确方法。但是，我们当然没有推行这种政策。工党已经发起了反对房地产开发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使抵押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于市场确定的水平，或更确切他说，建筑协会确定的水平，在短期内具有政治意义。执政期间，我们曾经实施过抵押贷款补贴的办法，甚至讨论过掌握控制抵押贷款利率的权力。工党政府很快拿出了由哈罗德·利弗制定的方案，为建筑协会提供大量低息短期贷款。我们的任务则是制订出更加有吸引力的政策。
除了注意制定政治上有吸引力的政策之外，我有理由坚信在抵押贷款利率问题上需要采取行动，我们为帮助人们购房而制定的其他措施也应付诸行动。我一贯信奉拥有财产的民主和使更多的人拥有住房。在这一点上我也深切地感到中产阶级是多么痛苦。由于我们和工党共同造成的通货膨胀，实际上的盈利率使得人民的储蓄贬值。除此之外，1974年房产的价值下跌。股票市场也是一样：《金融时报》普通股指数跌至146点，是20年来最低点。工会权力和左翼社会主义力量正在上升。税收的提高加重了商业和老百姓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