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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情况下，这些条件并非不合理，但是英国职工大会和全国矿工工会却很可能不接受。
特德和几个大臣一起起草了给英国职工大会和英国工业联合会的信，信中提到把矿工接受当时国家煤炭局的条件和复工作为条件。该信邀请英国职工大会和英国工业联合会进行谈判。我猜想特德对这封强硬的信稿并不那么高兴。在心灵深处他想要把问题了结，而且直到最后时刻他还相信他会取得成功。但是到这时，甚至他在内阁中最亲密的朋友都想要与矿工见个高低。政府核心集团内部的分歧在提前大选的问题上已经暴露出来。我想，起草上述信件的小组内也存在同样的分歧。
最后，内阁淡化了信的内容，不再把矿工接受国家煤炭局提出的条件作为条件，也不把英国职工大会与大臣们进行谈判的建议作为附加条件。这封信发表了。当我们第二天再开会时，大家普遍感到新闻报导反应是好的，因而我们重新得到了月初在英国职工大会提出的条件问题上失去的某些主动权。但事实上，我们这时承诺了接受建立“比照工资级差”机构的建议以及它可能随之提出的任何意见。很清楚，矿工很可能赢得工资的大幅度提高。如果我们继续前进并举行大选。前景将是：我们在大选后马上会面临另一次威尔伯福斯法庭调查。当时它具有策略意义。但是，回过头来看，我必须相信，有些人正在为收买矿工准备条件。
当2月5日星期二我们得知，参加全国矿工工会投票的81％的选票支持罢工时，大选是肯定要进行了。对举行大选的推测达到狂热程度，势在必行。两天以后，当特德在内阁告诉我们他决犀举行大选时，我想我们没有人感到吃惊。大选将于2月28日星期四举行，也就是说要尽快举行。威利正式建议将矿工的要求提到工资委员会去进行比照工资级差的研究。他婉转他说明他这样做的理由，完全是为了在大选时人们不可避免地提出，“如果你们获胜，你们将如何解决矿工问题”时，我们有话可说。然后内阁作出同意威利提议的重大决定。
由于大选的紧急性质，我甚至连宣言中教育部分初稿的拟定都没有参加，宣言在几天之内就发表了。尽管陈述了成绩，但新东西很少。无论如何，宣言的突出主题是清楚而鲜明的；在危机时期需要一个坚定和公平的政府。主要的新承诺是修改社会保障制度，为罢工者的家属付社会保障金。除了通货膨胀和工会权力问题外，11％的抵押贷款利率为我们制造了政治上的困难。自然，人们问我的问题主要是关于教育方面的事情。威利·怀特洛和我在竞选过程中出席了罗宾·戴主持的“选举访谈”电视节目，问的也是这类问题。但是，在回答一个提问时，我强烈地表达了我对联合政府的观点：如果设想你的政府是由所有最聪明的人组成的，这些最聪明的人对于要做的工作会有一致的看法。我想这是一个错误的设想。你可以让两个专家去解决任何一个问题，而他们两人事实上不会有一致的解决办法……在联合政府中，你必须放弃自己的很多信念。
未料到，我这一段话与大选后期的保守党有着联系。当时的保守党领导一方面在设法恢复元气，一方面在寻找重新掌权的办法，因此他们被一个“全国团结政府”的概念所吸引。我还要补充，如果你没有信念，或者如果你已经放弃了你的信念，“全国团结政府”就对你有更大的吸引力。
在竞选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还算有信心，相信我们会获胜。那些由于政策上的180度大转弯而疏远了保守党的支持者们，开始转向我们。实际上，过去他们看到我们的缺点而感到沮丧，因为，现在他们看到我们已经决定对工会的好斗性进行挑战，他们下定决心支持我们。哈罗德·威尔逊在与工会签订的“社会契约”中陈述了工党的方针。那些渴望过安静生活的人可望被这一做法所诱惑。但我感到，如果我们能坚持由“谁来统治”？这句话所概括的中心问题，我们会赢得这场辩论，从而赢得大选。
在最后的一个星期内，我具体地感觉到胜利在从我们的手中溜走。电台广播了泄露出来的工资委员会的证词，声称在第三阶段矿工的工资本来可以提高，意思是说整个大选都是不必要的。我听到这一消息时，我简直不敢相信。政府试图否认这一点，但因为确有失误，政府的否认吞吞吐吐，没有说服力。我们被错综复杂的工资政策套住了，最后被它扼死。从这时起我们走上了无情的下坡路。
两天以后，伊诺克·鲍威尔劝人们投工党的票以博得就共同市场问题进行公民投票，我可以理解他采取这种立场的逻缉：加入共同市场使英国废除了主权，因此，首要的政治问题是恢复主权。但他做这件事的方式使我震惊。他是在宣布举行大选的当天才宣布他不再竞选沃尔沃漠普顿的议员席位的，随即在竞选运动结束时投下这颗炸弹——劝人们投工党的票。我认为，用这种方式背叛本地的支持者和选区工作人员是无情无义的。我想，伊诺克在1974年2月的决定，像他过去在1970年的干预性发言一样，影响非常大。
接着，3天以后又有另一次打击。英国工业联合会总干事坎贝尔·阿达姆逊公开号召废除劳资关系法。这是英国工业领袖的非常典型的例子，他们在参战前虚张声势，但又缺乏战斗的胆量。然而，我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的干预主义政策很难鼓励英国商人和经理们为了自由承担风险和责任。
部分地由于这些事态的发生，但无疑部分地也是由于在为期3周的竞选运动中只集中于一个问题，这种做法肯定是难以奏效的。我们的竞选活动失去了势头。我仍然在想，我们也许可能获胜，但我意识到我们竞选的热情降低了，我们的目标混乱了。我也从民意测验和我的选区的反应中了解到，自由党对我们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到了投票日，我的乐观已经变为不安。
当我从芬奇利和全国其他地方听说那天早晨很多选民令人吃惊地参加投票时，我的情绪就更加不安了。我但愿这些人都是愤怒的保守党人，出来表示他们拒绝工会权力的敲诈。但这些选民似乎更像来自工党控制的公房社区，他们出来投票是为了给保守党一个教训。我很高兴在我衣服的扣眼上戴着一枝蓝色的花而不是平常戴的纸玫瑰花。这枝花是马克给我的，一天都保持新鲜，它帮助我提精神。
大选结果很快表明，我们没有什么可值得高兴的。我们失去了33个席位。这将会是一届动荡不定的没有一个政党占绝对多数席位的议会。工党占301个席位，在议会中是最大政党，距占多数席位还缺17席。我们降到296席，虽然我们得票数的百分比稍高于工党；自由党得到了将近20％的选票，占有14个席位。那些小党，包括北爱尔兰统一党占有23个席位。我在芬奇利选民的多数票从1万1千降至6千，尽管下降票数部分是由于选区划分变化造成的。
我对大选结果感到烦恼。我们最后终于对工会摆好了进攻的架势，而人民却没有支持我们。再者，我喜欢我当教育大臣时的日子，或者说当教育大臣的大部分时间。我会想念我的工作和我的决策，当然还有给我带来的很多便利，如大臣专车。从现在开始，我将再一次开我自己的沃霍尔—维瓦牌老车出去了。不过，至少我不必去经受清理塞满了个人物品的桌子和柜子的痛苦过程。无论怎样，我从来没有把许多个人乱七八糟的东西带到教育部去，而且，出于谨慎，我在竞选运动开始时就把大多数东西带回了家，只是偶尔当我在伦敦市中心活动时到办公室去签署紧急信件。我可以说干净利索地离开了办公室。
星期五下午我们开会。这是一个疲惫不堪，垂头丧气的收拾残局的内阁会议。特德·希思问我们现在应当怎么办，有几种选择可以考虑。特德可以建议女王召见哈罗德·威尔逊，他是议会最大政党的领袖；或者是，由政府诉诸议会，看看在议会中是否能得到对政府纲领的支持；或者是他可以与较小的党进行交易，设法制定一个克服国家眼前困难的纲领。由于我们的北爱尔兰政策使北爱尔兰统一党与我们疏远了，这事实上就意味着与自由党进行交易，尽管这样也不能使我们处于多数。毫无疑问，从特德讲话的样子可看出，后者是他主张的办法。我们对这几种可能性轮番地进行了辩论。
我的直觉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