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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含蓄的说法。约克郡矿工的左翼领袖阿瑟·斯卡吉尔已经着手在他的积极分子中树立他的好斗的名声，1984—1985年期间，我所面临的出于政治动机的矿工罢工就是他组织的。在内阁开会期间，内政大臣雷吉·莫德林收到了一个信息念给大家听。伯明翰警察局长要求西米德兰煤气局把苏特莱焦炭仓库关闭，因为运输车无法进入，5百名警察面对的是7千名纠察队员。
明白他说，这是暴力的胜利，对左翼来说具有传奇式的意义。对许多政治家的评论员来说，它证明谁也不能指望抗拒矿工。警察的自信心丧失无余。从这时起许多高级警官更重视维持“秩序”而不是维护法律。实际上，这意味着不能维护个人反对暴民统治的权利——虽然公平他说，警察缺乏采取必要行动的装备和胆量。对我来说，在苏特莱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性不亚于其对左派的重要性。我懂得，正如他们的所做所为，争取使工会遵守法治的斗争不是在下议院的辩论厅里进行，甚至也不是地方法院决定的事，而是在矿井和工厂内外，在那里胁迫和恫吓被允许横行无阻。
现在特德鸣金撤退。他任命了一个以无人不知的威尔伯福斯勋爵为首的调查法庭。如今，权力危机已发展到这种地步，以致于我们只能坐在内阁辩论是否有足够的时间来等待全国矿11会通过其会员投票来结束罢工。组织一次投票可能需要一个多星期。因此，当威尔伯福斯提出大量提高工资时，没有人再想磨嘴皮子了。他提出的增资幅度大大超过了已生效的“不超过1％”的自愿工资约束政策所允许的水平。
但是，当全国矿工工会执委会的好斗的多数执委拒绝了调查法庭的建议，要求更多的钱和一大堆杂六杂八的其他条件时，我们惊呆了。用矿工工会主席乔·高姆莱的话说，他们提出的要求名单是很长的。
特德于2月18日星期五晚上把我们召集起来，商议决定怎么办。简而言之，必须快点结束这场争议。如果我们还需要再走一英里，那就把它走完吧！那天夜里晚些时候，特德把全国矿工工会和国家煤炭局的代表召集到唐宁街10号，说服工会放弃要更多的钱的要求，同时对其他要求作出让步，全国矿工工会执委会接受了，而且在仅仅一个星期之后矿工投票也接受了。这一纠纷过去了。但它对政府和实际上对整个英国政治的破坏作用继续存在。
这件事的直接影响是使思想正统的人们确信， 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中， 除了“总体主义”之外没有别的替代办法。2月20日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社论明确指出：
在威尔伯福斯的解决办法出台后，如果政府想从它的工资政策的废墟上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的话，那就是它只有一条路可走，它必须与英国工业联合会和英国职工大会进行正式的严肃的谈判，以便确定一条走向有序的收入政策的道路。这要求与工业有关的各方面，但首先是政府本身清除老的灵丹妙药。这不是丢面子，政府可以抓住这一最后时机，重建经济政策。
惊魂未定、疑惑不解的大臣们愿意听到这样的信息。失业的增加，上科莱德造船厂事件和矿工对政府的羞辱，这一切导致政府对其政策进行根本性的重新评估。我估计，首先是特德有这种想法，然后是其他大臣和内阁成员。这并不是说他抛弃了整个塞尔斯登方针，而是说他放弃了该方针的某些方面，而强调了其他方面，并重重地添加了一剂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这可能合乎他的性格和他对欧洲大陆的倾心，我们一直是经济增长的热心支持者，但我们现在是以牺牲健全的财政来促进增长。我们一直主张工业和技术现代化，但如今我们是依靠政府干预而不是竞争机制来确保现代化。我们一直从根本上混淆了‘货币主义’理论和由工资带动的通货膨胀理论。现在我们忽视了前者，全盘接受了后者，已经达到如此程度以后我们实行了英国在和平时期从未实行过的对工资和物价进行最全面的调节的制度。
这些情况没有一点使我高兴。但是，如今很明显，我们没有能力抗拒工会权力。工会通过提出不负责任的工资要求迫使公司停业清理，使得工人失业，通过罢工造成国家生活停顿。劳资关系法本身看来已经成为没有意义的空壳：它不久将变得完全声名狼藉。我象大多数保守党人一样，对一项包括我们在1969—1970年制定的某些目标的政策，准备至少给予一次机会。我甚至准备暂时赞同某种法定的物价和收入政策，以设法限制蛮横无理地滥用工会权力所带来的损害。但是我错了。国家干预经济并不是最终对付过份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办法：因为它很快就与这些利益集团勾结起来。
星期一一般不召开内阁会议，因此，我事先在1972年3月20日星期一这一天安排了长期以来未能安排的一次科学方面的约会。为此，我未参加那天讨论预算和新的工业白皮书的内阁会议。内阁的两项讨论都发出了改变战略的信号，二者相辅相成。预算执行的是高度通货再膨胀的政策，包括大大削减所得税和购买税，提高养老金和社会保障津贴以及对工业给以额外的投资鼓励。很多人谣传说托尼·巴伯和财政部对预算不满意，是特德将预算强加于他们的。预算讲话把这些措施说成是为了帮助英国迎接加入欧共体后所面临的挑战。这一事实多少确认了上述谣传。它公开计划大量刺激需求，而且有人争辩说，在存在大量失业和闲置资源的情况下，提高需求不会造成通货膨胀的升高。货币政策是提到了，但只是强调了它的“灵活性”；没有为货币量的增长提出数量目标。
3月22日星期三，约翰·戴维斯发表了关于《工业和地区发展》的白皮书，该白皮书是1972年《工业法》的基础。在我们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看来，这是比预算更明显的180度大转弯。基思和我，也许内阁中还有其他人，对此是极为不满的，有些不满意见在报刊上透露出来了。据我回想，内阁对白皮书事先没有讨论：它通过预算报告向下议院提出，而在政府草拟阶段一向按照预算措施的保密要求处于保密状态。从这时开始我感觉到，工党座位上的敌视情绪已经变成蔑视。我当时不在下院，但我读到《泰晤士报》对约翰·戴维斯关于工业法案发言的综合反应的报导：
跛足鸭中没有比贸易工业大臣戴维斯先生看来更健康的了。他以本届政府上任以来在下院听到的可能是最为出色的讲话开始对工业法案二读的辩论。最后，工党座位上的喝彩和保守党议员的几乎完全的沉默，比反对党所能说的话更清楚地表明，政府在于预工业和援助各地区问题上的转向是多么彻底。
我知道，我不是唯一读了这些东西后感到不自在的保守党党员。我应该辞职吗？也许是应该辞职。但是，我们这些不喜欢当前事态的人们还没有对形势作出分析，也没有制定出一条替代方针。实在他讲，我的辞职也不会起很大作用。我的地位不够高，因此我的辞职只不过是最小的“局部困难”。我有更多的理由赞扬像约克·布鲁斯—格丹、约翰·比芬、尼克·里德利，当然还有伊诺克·鲍威尔这些人，他们在下议院的发言中和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中揭露了这些愚蠢的做法。
在1972年3月以来政府所执行的政策和我的政府以后执行的很不同的方针之间也有着直接的联系。一名叫作阿兰。沃尔特斯的有才华的但鲜为人知的货币主义经济学家辞去了中央政策审议部的工作，然后不仅尖锐地批评了政府的方针而且还正确地预言了将来的发展前景。
我们1970年所采取的方针还要蒙受一次打击：它不久就发生了。这就是劳资关系法实际上的灭亡。从来没有人设想过该法会造成个别工会会员进监狱。当然，如果捣乱分子一定要殉难的话，没有法律条文能够防止这种不太可能发生的事。雇主和码头工人之间一个长期的关于“集装箱化”的纠纷就提供了发生这种事情的机会，1972年3月，全国劳资关系法庭因运输与一般工人工会违抗准许船只进入利物浦港的命令而对核工会罚款5千英镑。次日，由于工会蔑视法庭命令，在码头上采取了次级纠察行动，该工会被罚款5万英镑。运输与一般工人工会坚持认为，它不能对它的车间代表的行动负责，但全国劳资关系法庭于5月裁决否决了这种看法。然后，突然间，上诉法庭推翻了这些判决，并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