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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该法案的基本原理是混乱的。它假定，如果工会权力从总体上得到确认，那么工会就要在劳工行动方面规范它们的会员行为，例如减少未经工会同意的“野猫罢工”，并且以美国的模式有节制有秩序地使用它们的劳工力量。但法案也包括一些加强个人权力而对工会不利的条文。因此，该法案的指导思想一部分是总体主义，一部分是自由主义。
具体来说有4个缺陷。第一，该法案漏洞百出。如果雇主不承诺协议在法律上不是必然具有约束力，工会就可用拒绝在协议上签字的办法有效地躲过了法律制裁。工会还找到了一个有效策略，使该法案企图改变英国劳资关系的奢望落空——许多工会索性撤销了注册，然后继续我行我素，好象它们仍然享有过去的豁免权。对遭到它们的活动损害的人，不承认他们有权起诉。而且即使在少有的情况下受到起诉，它们也蔑视法庭。
第二，我们对劳资关系法如何与我们的总体经济战略配套还不清楚。我们走向‘自愿’收入政策的行动——始于被称为‘N—1，的政策八该政策在劳资关系法案提出之前即开始实行——增加了发生工资争议的机会，并使羽毛未丰的劳资关系法案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最终，为了与工会在工资问题上缝缝补补达成交易，劳资关系法案被搁置起来，至少是暗中搁置起来了。
第三，如果我们想在这么大程度上依靠法律来改善劳资关系的气氛，我们就应该避免建立那么多新的机构，设定那么多新的程序。这会使我们的对手认为这是针对他们的。而当我们行使新的权力，规定‘冷却’时期，执行罢工前必须进行无记名投票的规定时，这些做法会立即声名狼藉，因为这样会使分歧升温，决定是否罢工的投票结果又会对我们不利。
最后，我们天真地认为，我们的对手会像我们一样遵守规则。“特别是我们认为，对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所制定的法律不会有群众性的反对，也不会像1972年矿工罢工那样群众性地违反刑法。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是在与不讲道德的人进行斗争，他们的主要目标不是劳资关系而是政治。如果我们当时了解这一点，我们会采取步步为营的方针，在我们的势力范围内，按照我们规定的时间表进行斗争，正如1979年以后我们做的那样。直到后来成为反对党领袖时我才认识到，极左派渗人工会领导层的程度有多么深，而且为什么50年代后期保守党的小册子中提到的那股‘巨人的力量，现在这么被无情地利用着。共产党员们知道，他们不会再回到议会了，因此，他们选择了以进入工会运动的领导来推进他们的事业的办法，威尔逊政府和希思政府都曾与工会对抗过，然而都失败了。如果最初不对工会权力挑战，工会的影响也不会有现在这么大。
但是，在这一初期阶段我们还是在努力向前迈进的。1970年10月，罗伯特·卡尔告诉英国职工大会说，劳资关系法案的主要部分是不能谈判的。该法案发表了，并于12月通过了二读。1971年2、3月份发生了针对该法案的群众性抗议和罢工。工党使用一切计谋反对它、但在1971年8月，该法案终于编入了法典全书。职工大会的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命令其下属工会撤销注册。因此，现在就要看该法案于1972年2月底生效时实际效果会怎样——革命、改革还是一切照常。我们不久就会知道。
同时，还有其他问题令我们关注。有时有人认为一这次是伊诺克·鲍威尔认为——政府航天部于1971年2月接管罗尔斯——罗埃斯公司的决定标志着第一次180度大转弯。这并非如此。在该公司通知政府它面临着不可克服的财政困难前不久（由于为它的三星式飞机制造RB一211型引擎而与洛克希德公司签订的合同的费用不断上涨），我的选区的一名选民告诉我，他为该公司感到忧虑。我请丹尼斯为我查一下数字。有一天晚上我口家看到他被公司6年的帐本包围着。他告诉我，罗尔斯一罗埃斯公司将研究与开发费用当作成本，而不是放在损益帐上。这说明了真正的问题所在。
几天以后我突然被召去参加一次内阁会议。我在内阁候见室内看到航空大臣弗雷德·科菲尔德在那里等候。我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弗雷德？”当他忧郁地回答“罗尔斯—罗埃斯”时，我并未感到吃惊。他的表情说明了一切。在那次会议上我们听到了问题的全部情况。根据丹尼斯告诉我的情况，我确认了科菲尔德的分析。这使得我们同僚们很惊讶。我们未经很多辩论即决定让该公司自己停业清理，但将其航天部门国有化。在这以后的儿个月期间，内阁又进行了更加复杂的讨论，因为我们与洛克希德之间又对最初的合同进行重新谈判，而该公司财政当时也处于困境之中。人们可能会对因此而需要提供的条件和款项提出争议——而且确实有人这样做了。但我不认为我们之中任何人怀疑，出于国防考虑，我国保持本国制造飞机发动机的能力是很重要的。当然，从长远看，这只“跛足鸭”在我当首相时又重新获得力量，飞回到私营部门。
罗尔斯—罗埃斯纠纷是短暂的。一年之后发生了严重的经济政策180度大转弯，表现在通货再膨胀、对工业的补贴、物价和收入政策等问题上。然后在议会中保守党右翼内部开始分裂。许多议会外的保守党支持者也出现分歧。为了打开成功的局面而进行的这些政策上的180度大转弯的失败，进一步分裂了保守党并造成了其他后果。它造成了一个通货膨胀高潮，而通货膨胀又使得资产价格飞涨，并大大地鼓励了胜负难卜的金融投机，从而玷污了资本主义，也一同玷污了保守党，尽管许多人否认这一点。我将很快回头再说，导致这一切的经济形势。但是，重要的是不能低估两个非经济问题对保守党的影响——欧洲问题和移民问题。
第三节 从帝国到欧洲
我全心全意主张英国加入欧共体，原因已在前面简述。戴高乐将军于1969年4月离开爱丽舍宫使形势发生了变化。他的继承者乔治·蓬皮杜热衷于英国加入欧共体；而在海峡的我们这一边，当然没有比新首相特德·希思更热衷于此事的了。从来没有人怀疑刚刚上台的保守党政府会采取什么立场；也没有人怀疑政界各派中会有许多人反对这一立场，其中包括许多最有影响的成员，如迈克尔·富特，彼得·肖尔和伊诺克·鲍威尔。但是，无论是出于各种高尚的还是低下的原因，工商业界、新闻媒体和流行的舆论都普遍表示强烈支持。
正式谈判于1970年10月底在布鲁塞尔开始。杰弗里·里彭向特德和一个内阁委员会汇报情况，有时也向我们全体内阁成员汇报。12月份，我们两次详细讨论了英国对欧共体预算问题的谈判立场。无疑，加入欧共体的财务支出会是很高的。估计，我们可能指望的最佳方案是：英国所缴纳会费的毛额占欧共体总支出的17％，有5年的过渡期和5年之后的3年所谓‘调整期’（以便使百分比保持在17％）。为了防止不可避免的批评，杰弗里·里彭还希望谈判制定一条特殊复审条款，以便当应对欧共体预算缴纳的净会费变得使我们负担不了时，我们可以引用。但他似乎对这点不大重视，并认为，无论是否有正式的复审机制，我们都能够重新提出这一问题。
当时特德说，没有人认为这一负担是难以忍受的以致我们应中断谈判。这样他就解决了关于加入欧共体费用的讨论。但是，整个财务问题还是应当进行更加仔细的考虑。这一问题是以后的十多年期间英国与欧共体关系中的主要问题，而且证明不那么容易重新进行谈判。虽然在进行加入欧共体谈判期间，欧共体发表了一项声明：如果在当前的欧共体内或扩大了的欧共体内出现一种令人不能接受的形势，欧共体的生存将要求有关机构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英国应缴纳的费用还是在很炔地增长。1974—1979年的工党政府在缩减这笔费用上未取得任何进展。这件事留给了我以后去做。
1971年5月初内阁又讨论这件事，这时据报告说谈判已陷入僵局。当时有些未解决的难题：新西兰产品（奶油和羊肉）和英联邦的糖的优惠协议问题，还有法国人在英镑作为一种国际货币的功能问题上打太极拳。但是预算仍然是真正的问题。我们对于可提出什么样的交易条件有这样的想法：许诺削减由共同农业政策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