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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基思负责一个开支很大的‘社会’部门，因而他（也像我一样）的优先项目的开支与紧缩公共开支的要求之间自然就产生了矛盾。不知是出于偶然还是故意安排，特德把内阁中两个在经济问题上最保守的成员排除于经济问题的决策之外，而将经济决策留给那些他可以施加最大影响的人。
约翰·戴维斯是英国工业联合会前总干事，（当伊恩·麦克劳德死后他被召来担任技术部大臣时，他对政治一窃不通），他肯定是经济决策圈内的人。我喜欢约翰，事实上后来我任命他在影子内阁中担任了一个职务。但是，即使是他的最热心的仰慕者，对他处理动荡不定盼产业政治的做法，也很难为他辩护，而现在他的职责就是处理这类问题。约翰还代表‘商业’界，这是由于特德有潜在的总体主义意识，认为商界在政府中可起某种‘作用’。
罗伯特·卡尔是就业大臣，他是继托尼·已伯和约翰·戴维斯之后在特德领导下负责经济战略的第三名关键人物。他年纪比我大很多，我们的观点和性格也不同。他虽然刻板，但却是正派的、工作勤奋的人。他负有一项困难的、有理由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即设法使有缺陷的劳资关系法起作用。他具有保守党左派的名声，但这并没有像想像的那样有用。工会会员认为保守党左翼不是更富有同情心，而是更不坦率而已。作为第一次煤矿工人罢工（1972年）时期的就业大臣和第二次煤矿工人罢工（1974年）时期的内政大臣，在这些事件发生期间，很少有人比他遇到过更大的困难。
有一个遇到更大困难的人，那就是威利·怀特洛。他相继担任下院领袖、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最后在三天工作周时他担任就业大臣。威利属于参加过战争的那一代人，我们二人之间似乎很少有共同点，而且，肯定我们两人谁也没有设想过我们的政治生命将会联系得那么密切。因为当时教育部不需要搞许多立法，我们在工作上很少接触。但我已经意识到威利是一个富有智慧的和令人信服的人物。他的言谈举止和才干使他成为一名出色的下院领袖。在那一届政府末期，他的判断力和素质使他所起的作用仅次于特德。然而，威利在公开场合的坦率形象却掩盖了他机敏的政治才能和驾驭人的天赋。
伊恩·麦克劳德过早地去世之后。杰弗里·里彭负责进行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谈判。虽然表面上看来我们有类似的背景——我们都曾担任过牛津保守党协会主席，都曾当过律师——但我们两人的关系从来都不密切。我总是感到他设法用他的人格力量而不是用他的论点的力量来压倒对手。这可能是由于特德给了他任务，要他在与欧共体谈判时尽量争取到最好的交换条件——而这种交换条件并不总是符合我们最大的长远利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认识到这个问题。
我的印象是，特德最信任的两名内阁成员是吉姆。普赖尔和彼得·沃克。他们都对特德忠心耿耿。吉姆在保守党作为反对党时是特德的议会私人秘书，而彼得是特德1965年竟选保守党领袖班子的组织者、吉姆是农业大臣。他的农场出身和红润的脸色帮助他得到这一职位。此后，1972年4月，在彼得·卡林顿领导下他担任保守党副主席。彼得·沃克热衷于英国机构的现代化，这一点使得他更接近特德。他不久成为新成立的庞大的环境部的大臣。这时，他开始积极推行他的最不受欢迎的地方政府改革，直到我实行‘社区税’时为止。他的改革造成了更严重的官僚主义。后来他到了另一大机构，即贸易和工业部。吉姆和彼得都比我年轻，彼得更年轻些。但他们对政府总的方向都有着大得多的影响，尽管他们的政治观点与我很不相同，他们对特德的忠诚和他们的政治能量都使我钦佩。
其他内阁成员有苏格兰事务大臣戈登·坎贝尔，掌玺大臣兼上议院领袖乔治·杰里科，威尔士事务大臣和党的主席波得。托马斯是我在议会中的亲密邻座和朋友，迈克尔·诺贝尔曾一度任贸易和工业大臣。这些成员在内阁的讨论中没有发挥显著作用。因此，我发现在内阁中只有一个政治朋友——基思。尽管总的说来我与其他内阁成员的关系是客气和愉快的，但我知道，我们不是意气相投的朋友。无疑，他们也了解这一点。这种情况经常更清楚地表现在偶然的交谈和启发的反应中，而不是在辩论中。由于我在教育部遇到了巨大的困难，所以我不想在内阁中占据很多战略据点。
特德完全控制了内阁，未受到挑战。他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赢得了1970年的大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个人人品的竞选赢得的。我们了解这点，他也一样。再者，以根本原则为基础进行辩论是违反他的天性的，而且与他的脾气格格不入。直到1972——1973年，以及到发生180度大转弯事件时为止，特德领导下的内阁能够保持团结，至少部分原因仅仅是由于承认这一点：他是首相，因而有权在执行计划过程中指望得到支持。然而，一旦计划本身被放弃而代之以实行总体干涉主义时，气氛就恶化了。这种恶化并不表现于发表不同意见，而是偶然流露出来的抱怨。我们知道我们陷入了困境。
第二节 罗尔斯—罗埃斯政策
尽管1970年夏天和秋天很多困难向我们突然袭来，我们的头脑中还完全没有出现忧郁的想法。事实上，特德·希思、托尼·巴伯、罗伯特，卡尔、约翰·戴维斯等人正以极大的热情开始实施他们激进的改革方案，而内阁中的其他成员则是热情的啦啦队长。
首先，政府决心着手削减公共开支。（事实上，这是整个1970—1974年期间唯一持续在内阁一级进行审议的一个问题。1973年12月的削减是匆忙进行的，没有在内阁详细讨论。）讨论于7月底开始。大家一致同意的目标是对1974—1975年度的计划开支净削减17亿英傍，而且特德还散发了一个关于经济形势的文件以表明他对这一战略的承诺。削减的开支多半在工业方面，但我已经指出，在教育部内在开支问题上也会有一场战斗。投资补贴取消了。工业改组公司将关闭。飞机和航天工程将受到最严格的审查。甚至耗资巨大的协和式飞机项目，主要由于欧洲政策的原因，也要暂缓执行。这是一项大规模的自由市场经济项目。这样在10月份就有可能制定一项减税预算。根据该预算，标准所得税率比原来的一英镑收8先令3便士（折合新市约为41便士）降低了6便士，并且从下个财政年度开始对公司税进行削减。
我们经济计划中的另一重要环节也毫不迟疑地提了出来——劳资关系法案。该法案的框架已经是大家熟悉的了：这是我们作为反对党时制订出的最详尽的政策的一个领域，而且早在1968年我们就发表了我们的方案。它试图雄心勃勃地、全面地为劳资关系提供一个新的基础。其主要原则是，集体谈判达成的合同在法律上应当是强制性的，除非参加谈判各方做出其他决定，而且历史上工会在民事诉讼中享有的豁兔权应大大缩小，而且只限于那些其章程符合一定最低标准的工会（‘注册工会，）。
有关这一法案的案件将由一个新的司法系统即产业法院和法庭来处理，其上级机构为高等法院的一个分支——全国劳资关系法院。该法案也赋予就业大臣新的权力，即当谈判破裂时，作为最后的办法，可要求全国劳资关系法院命令推迟劳工行动，最长为60天的“冷却时期”——或要求发出有关工人在举行罢工前须进行无记名投票的命令。
该法案尽管受到左派方面的敌视，实际上在很多方面对工会运动是积极有利的。在英国的法律中将第一次规定工会享有（或不享有）某种法定的强制性的权利。对不公平的被解雇者也将有法定的保护条款——这在英国法律上也是一条新原则。最后，该法案将废除过去立法中规定的煤气、水、电工在合同有效期内罢工为刑事犯罪的条文。
当时我是该法案的强烈支持者，尽管我对某些特定部分持有怀疑，如对有关重要服务部门的规定。我们大家意识到，前工党政府在工会和党内的压力下，从它为改革工会而提出的“取代冲突”的方案后退了。因此，我们进行必要的改革的决心倍增。
回想起来，该法案的基本原理是混乱的。它假定，如果工会权力从总体上得到确认，那么工会就要在劳工行动方面规范它们的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