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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特点消失。而且，这种现象正好发生在市场原则退却的时候，几乎普遍设想人人都有权得到一份工作，国家也有能力让每个人就业。因此，这些没有根基的年轻人既缺乏他们50年代前辈具有的权威，又不具备80年代学生找到一份好工作所需的纪律性。
左派运动设法控制了许多学生会，因此也把持了拨给学生会的公款，他们用这些钱开展破坏活动。这种做法激怒了普通纳税人，甚至激怒了许多只希望好好学习的学生。这里有两方面的问题需要考虑：第一，学生会的经费；第二，学生会的活动。关于第一方面的问题，学生会经费的主要来源是地方教育当局依法必须提供的会员费。学生会会员通常是强制性的；会费是直接拨给学生会的。关于学生会的活动，有些学生会利用这种方便条件，常常不顾学生会章程和会员的意愿，把收入用于派性目的。
1971年7月，我向内阁的内政和社会事务委员会提出改革建议。我本来考虑设立一名学生会登记员，但这样做需要通过立法程序，于是我仅仅提出了比较温和的建议。今后，学生会会费不再包括在应付给大学的经费之内；稍稍提高学生助学金，使学生能按自愿原则参加某些俱乐部或社团；学生会所需设施由各学校负责提供；学生会的设施向所有学生开放，不管他们是否是学生会会员。这些改革除了能解决公款的使用问题外，还将消灭学生会的“封闭式工厂”性质，这种性质原则上是非常令人讨厌的。内政和社会事务委员会不准备立即支持我的建议，但是我又重新提出那些论点，而且充分认识到可能会引起很大争论，结果取得委员会同意。
比尔·冯·斯特劳本齐是直接负责磋商这些建议的国务部长，可是学生很快把我当作最仇恨的攻击对象。我不论到哪里都受到一群群学生的围攻。11月初我在利兹大学参加一所新建筑奠基仪式时，大约有500名学生企图用大声呐喊把我压倒。这个月晚些时候，我在伦敦伊丽莎白女玉大厅发布南岸工业大学命名文件时，遭到2000名大声叫喊的学生阻挠，当地不得不出动十几名骑警保护我的汽车。12月，抗议学生利用放假组织了一次全国性抗议日，各大学焚烧了我的模拟像。
这时候，许多大学的校长和学校当局对学生的抗议采取默许态度。爱德华·博伊尔甚至在利兹大学学生群众大会上宣布他反对我的建议。既然这些建议只是提出来供磋商的（虽然发生的情况显然不能用“磋商”二字来描述），完全有可能让学生的情绪冷却下来并推迟采取行动。我就是这样做的。主要问题是，如果大学当局自己不准备维护大学的价值并行使其权威，改革计划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当时一部分学生在神经紧张的学校当局的纵容支持下，开始剥夺他人的言论自由。大学里不容异说的状况70年代初达到了最为狂暴的程度。可是，同样的审查制度今天依然存在，只是不如过去明显而且更加制度化罢了。
第六节 尝试，再尝试
1971年，对政府和对我个人都是艰难的一年。不断加剧的压力愈积愈多，越来越难以忍受。正如我下面将描述的，到1972年初，政府终于丧失了信心。我虽然受到的压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信心却始终保持不变。
可是，有些时事评论员怀着欣赏和遗憾的复杂心情，认为我已经完蛋了。我在兰伯赫斯特过完圣诞节回来上班时，读到报上正在对我的命运前途进行公开讨论。有张报纸称我是“没有人喜欢的夫人”。另一张报纸发表一篇貌似体贴他人的文章，题为《为什么撒切尔夫人如此不受欢迎》。但是我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推到一边，专心处理工作。
事实上，不久，对我个人的攻击浪潮开始转向（对政府的还没有）。大概反对“抢夺牛奶”运动已经到了该结束的时候。1972年，更严重得多的问题——矿工罢工以及政府实行政策大转变所带来的各种因素——开始向我们袭来。这些问题使反对我个人的运动相形见继。当然，我显然是不会——至少不会心甘情愿地——屈服或退却的。但是我欠特德·希思一份情。
特德要我和我的一些官员1月12日（星期三）到契克斯别墅去开会，对教育问题进行一般性讨论。我随身携带一份总结和瞻望教育情况的备忘录。尽管还有许多困难，但选举前的承诺只剩下一项尚未实施：即扩大幼儿教育。完成一些重大项目需要花许多钱。使我们的支持者感到失望的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是中等教育组织结构问题。这里存在的问题是——用我表述的原话来说——“我们本党的许多地方委员会正在顺时势随大流。问题是，在保卫现有文法学校与允许地方教育当局自作决定之间保持什么样的平衡？”我们在契克斯别墅讨论了上述问题以及诸如学校供应牛奶和学生会等其它令人恼火的问题。特德表现出明显的兴趣。他很关心幼儿教育；他一直要求对学生会采取行动；他还非常合理地询问，我们为什么不能用教育方面的理由来证明我们选择学生政策的正确性，而不只是讨论地方当局的自主权。
但是从我的观点来看。特德邀请我和我的官员同他一起讨论教育问题，这件事至少和讨论本身一样重要，它意味着在可以预见到的一段时间内他并无让我离开教育部的打算。对于当时面临各种问题的我来说，这是对我的权威的有力支持。几天后，特德又在下院列举我取得的各项成就。他为什么要给我如此强有力的支持？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他需要在他的内阁中有二位妇女，而当时找不到可靠的替代人选。但我认为这也体现了特德最令人钦佩的品格。他知道，我为之受到如此粗暴攻击的各项政策，实质上就是我在财政部压力下考虑政府财政困难而不得不勉强接受的政策。他也知道我并没有试图把责任推卸给别人。
尽管不能指望他坚持某些政策，但对于那些为他和他的政府尽了最大努力的人，他总是支持的。这正是他的内阁成员能够团结一致支持他的一个重要原因。
特德对我表示的支持，仅为我提供了短暂的喘息机会。但这就足够了。从19——72年春天开始，我所经历的寒冷政治气候开始明显地解冻。4月我在全国教师联合会会议上的讲话不仅受到多数与会者的欢迎（讲话结束时他们向我欢呼），更重要的是新闻界也表示欢迎。这一次与通常不同，我在讲话中提出的建议是说给各种不同政治派别听的。我宣布增加建设小学计划的预算，现在已达到创纪录水平。我还宣布成立一个委员会来了解小学校里教阅读和使用英语的情况，这已成为群众广泛关注的问题。我暗示将进一步扩大幼儿教育，同时提醒大家存在着经费问题。但真正抓住评论员们想象力的是我对大型综合学校的批评。（这次讲话后，我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又对最后这个问题作了详细说明，着重提到前不久我否决了威尔特郡兴建一所招收2700名学生的综合学校的计划。）
我站起来讲话时，一些左翼教师工会代表无礼退场。但这反而产生了额外的收获。新闻媒体不仅喜欢强调规模较小学校的优点，而且对这些人的退场提出批评，认为身为老师甚至不愿意听取不同意见，就没有给学生作出好的榜样。5月，那家过去说我是“没有人喜欢的夫人”的报纸，这次却当众赞美我是“变得成熟老练的玛格丽特”。带有几分嘲弄意味的是，这个击中要害的题目——我主张小规模学校——正是我自从在格兰瑟姆当小学生时起就一直信守不移的看法。
然而，直到1972年12月发表教育白皮书，才使我们的教育政策恢复运气。发表白皮书的决定是在部内讨论3份《纲领分析与检查报告》后作出的。内阁经过讨论，到最后一分钟才决定白皮书的标题。原先建议采用《教育：前进的纲领》，后来改为《教育：扩展的纲领》。现在看来，这是那几年过于雄心勃勃、高额开支的典型表现。白皮书提出了一个高额开支和改善政府供应的十年计划，其中有6点主要内容：包括改善或重建破旧中等学校的计划，增设弱智与残疾儿童特殊学校，适当提高中小学校教职员工对学生的比例。为满足以上几方面的资金需要，控制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对詹姆斯委员会提出的教师培训方面的建议，我们也作出了反应。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宣布大力发展幼儿教育。这个计划将满足90％4岁儿童和50％3岁儿童的入学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