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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达到高潮，《太阳报》把我说成是“英国最不受欢迎的女人”。
也许我过于天真，以为做了普遍认为对教育非常有益的事情，在争论为此作出的牺牲时，是会考虑到的。地方当局出于赤裸裸的政治原因，不愿向孩子们出售牛奶，而强迫他们出售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学到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我为微不足道的政治利益招致了最大的政治臭名。在与地方当局几个月的斗争中，我和我的同事们受害不浅；在这段时间内我们不断受到新闻媒体的冷枪和暗箭，所有这一切只是为了节省900万英镑，而如果从基本建设预算中削减这个数目几乎不会产生丝毫影响。我决心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今后如果遭人非议，也应该是为了重要的大事，不该是为了区区小事，更不能是为了一杯牛奶。
如今我感到难过，苦恼，多少有些伤心，但比过去聪明了。一个女人，甚至是生活在男人世界中的专门职业女性，在遭到人身侮辱时，感情上比大多数男子更易受到伤害，这话大概是真的。我只要和孩子们在一起就感到最为快乐，可是反对我的人和报界却把我描绘成冷酷无情地侵害少年儿童福利的人，这使我受到深深伤害。但任何希望担任高级职务的政治家都必须作好经受这种考验的思想准备，有些人被击倒了，有些人却变得更加坚强。丹尼斯是个明白事理的人。他对这一切处理得非常出色，我能安然渡过难关，是由于他对我的爱和支持。后来，我养成了对报纸上有关我的报道和介绍不再去专心注意的习惯。我转而靠情况简报和摘录来了解情况。这样，如果报道失实，我就不予理睬；如果报道属实，那是我已经了解的事情。
整个1971年，正当学校供应牛奶问题使我遭到的攻击不断加剧时，在内阁讨论政府开支问题上我也深深陷入了一场苦斗。我主张按原先的设想继续进行建设小学的计划，它是重点发展初等教育总政策的关键，对我在学校膳食和牛奶问题上的论点也至关重要。因此，当部内一开始有人建议与财政部主张削减预算者妥协时，我表示反对，1971年4月，我交给比尔·派尔一个条子，写下了我们必须坚守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不能接受按实际价格计算低于去年预算的方案。”
以下的情况已经不仅是政治上的现实主义。我意识到，其它部的同僚们并没有像我们部那样交出痛苦地节约下来的钱，结果照样让他们顺利过了关。作为削减膳食和牛奶开支的回报，我的建设小学计划提前一年获得同意。但由于从计划到动工修建一所小学需要几年时间，这项承诺的拨款也涉及好几年。其它部门得到准许可以在政府开支计划的整个5年期间扩大开支（即所谓的政府开支调查委员会制度）。此外，我们教育部如今还要向财政部上缴从高等教育方面缩减下来的节约款一亿多英镑，而同时内阁却把大笔大笔的钱花在工业补贴上。
我无法与当时的财政部首席大臣莫里斯·麦克米伦取得一致意见。于是我向内阁提出申诉——每个内阁大臣都有这样做的权利。可是使我恼火的是，我了解到首相府决定不允许我正式提出文件。我给特德写了一封措辞尖锐的信，指出我在宣布1973——1974年度建设小学计划预算方面受到的压力。信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你经常敦促我改进我部工作，可是目前基本建设方面正在妨碍我去改进工作。我迫切需要拿到一个令人满意的1973——1974年度建设小学计划预算额度。第三、第四、第五年的预算可由政府开支调查委员会开会考虑，但我希望届时能与他们取得一致意见。”
这封信可能过于简单，但写得太长你会有意见。你从巴黎回来后我能否见你？
他同意我于1971年6月提出我的预算计划——我控制了局面。在这个月稍晚一些时候，内阁几乎满足了我的建设小学计划所需要的一切。这正好赶上在伊斯特本举行的教育委员会联合会年会上进行宣布；报纸用了这样的标题：“改善破旧小学校的创记录计划”。
我一到教育和科学部上班，这就是我唯一优先考虑的工作。由于这一考虑，正如我刚才说的，我不得不作出（至少是不得不接受）关于削减教育开支的决定，这项决定使日子变得异常困难。当时有些学校教室漏雨，设备简陋，厕所设在屋外。我认为，70年代不应该再存在这种现象。而且，既然入学儿童“膨胀”的问题已经基本上得到解决（入学高峰是1973年），现在财政上还有些富余，可以用来改善仍在使用的破旧小学的状况。
然而，我参观伦敦南部一所新建学校后，事实向我生动地表明，除砖瓦和灰浆外，教育在其它方面也须作很大改进。带我参观的老师显然是没有受过正规业务训练的新手。一位老师告诉我，这所学校里的孩子看到他们的朋友不得不去附近一所旧学校上学，感到非常沮丧。大部分孩子显然是事先教好的，都异口同声表示同意这个说法。因此，当有个孩子站起来发表不同意见时，使在场的老师非常难堪。那个孩子说：“哦，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来这里以前，我念书的那所学校比这里旧而且小，但比这里舒适，同学之间更友好，知道别人怎样看待我们。”随着时间的逝去，我也愈来愈强烈地认识到了小规模学校的重要性。以后几年，我还开始考虑，我们大家过去过于注重于“投入”（新的校舍，昂贵的设备，尤其是越来越多的教师），而忽视了“产出”（教育质量，教学效果和行为标准）。
对教育体制——以及靠它存在的教育机构——中的弊病，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但说来奇怪，这种看法主要不是靠阅读发人深思的分析，不是靠与目光敏锐的批评家的辩论，而是通过（几乎是偶然地）实际接触学校里发生的真实情况。
以初等教育为例。没有人会反对这样的说法：这最初几年的学校教育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但是究竟应该给这些孩子教些什么？怎样教法？前保守党教育大臣爱德华·博伊尔委托撰写的普劳德报告，几乎人人都认为是最有权威的专家意见。它强烈主张小组教学，甚至是一对一授课，不主张以班级为单位讲课。我来到教育和科学部时，对这个问题没有成熟的见解。当时对报告争议颇多。但我现在怀疑这个报告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把小学引入了歧途。另外，参观一些小学以后，我的疑问开始出现。我发现，事实上个别孩子常常不参加小组活动，更没有参加全班教学，基本上是让他们玩自己的东西（不一定是很有用的东西）。我看到在一间开敞式平面布置的大教室里）分成几个小组的孩子们吵吵嚷嚷，毫无秩序，比较胆小的孩子不知道该干什么，甚至受到其他孩子威胁。我回部后告诉部内的建筑设计部门不要再鼓励此类开敞式教室。
我一开始就反对在中等阶级和专家中间流行的一种观点，即认为儿童的最佳学习方式是通过自我发现学到东西。这种信念抛弃了我们这一代的那种学习方式，认为那只是“死记硬背”。事实上，任何一种有价值的教学方式都包括传授知识、训练记忆力、运用所学知识以及做到这些所需的自我约束能力。在空谈理论的狂热中，忘记了这些真理。
第五节 学生王子
这时在大学学生会经费问题上出现了新的激动情绪，因此不管对我维护建设小学计划的赞扬是否合理，这个问题很快淡化消失了。与学校供应牛奶问题上的争论不同，学生会经费问题主要是左派运动中的强硬派组织的一次运动，因此政治上的危险性较小。但是它极为猖狂，它的矛头不仅是针对我的。我的女儿，正在伦敦大学学院念法律的卡罗尔，也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使我感到庆幸的是，她当时住在家里。
在欧洲和美国，这都是“学生革命”的高涨时期。现在回过头来看，作为这场运动特点的幼稚马克思主义和自私自利要求竟然得到如此多的关注，实在是异乎寻常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是60年代崇拜青年思潮的发展，那时青年人被认为是透彻理解人类状况的源泉，于是很多学生希望大家尊重他们的意见。
然而，当时的学生抗议运动根本不是社会进步的先导，它只是一个即将消失的世界现象。大学在60年代增加太快，许多大学的水准下降，传统特点消失。而且，这种现象正好发生在市场原则退却的时候，几乎普遍设想人人都有权得到一份工作，国家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