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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担心那些持有英联邦护照，但无论从出生地还是从血统上与英国均无联系的人。1968年2月，吉姆·卡拉汉宣布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立法。这件事与议会通过的一项种族关系立法—1968年种族关系法有着密切的关系。该法的目的是防止歧视有色人种。右翼的许多人士对此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该法可能会使移民成为法律上有特权的群体，这样他们不再会有与英国社会全面融合的积极性。
1968年2月，星期一，影子内阁讨论了政府的英联邦移民法案，依据该法案政府将实行新的移民管制。一周前，我们已发表了一项声明，阐述了我们评价该措施的原则。特德。希思说现在影子内阁应来讨论该法案是否充分地满足了那些原则条件。实际上法案已包括了我们提议的一些内容，但它没有规定移民家属的登记问题，也没有规定被拒绝入境那些人的申诉问题，更没有规定向自愿接受遣返者提供经济帮助的问题。因此，会议决定支持该法案，也决定将在可能的、适当的时候提出修正案。但伊恩、麦克劳德说他将对该法案投反对票。他真是说到做到了。
4月10日，星期一，影子内阁讨论了政府政策的另外一个方面，即种族关系法案。开始讨论时，特德·希思首先发言，他说虽然法案本身好像有许多缺陷，但他仍认为改善英国有色移民的处境，建立某种法律机制是必要的。影子内阁内政大臣昆廷？霍格比较详细地阐述了他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立法是必要的，但我们应该提出修正案。同时，他指出我们的后座议员对该法案的反对意见较大。雷吉·莫德林同意昆廷的以上两点。我没有参加后来的讨论，讨论的中心是该法案虽有缺陷，但如果我们在二读时投票反对，人们有可能误解我们是种族主义者。影子对阁的观点是：建立良好种族关系的最好保障是让人们相信未来移民的数目不会太大，现行法律将得到维护。最后内阁决定将起草一份说理充分的修正案，实行两方面兼顾的方法，一般性地要求本党议员投赞成票。自由派的基思·约瑟夫，爱德华·博伊尔及罗伯特。卡尔在看到修正案的内容前保留其立场，后来他们都投了赞成票，但也仍有一些后座议员投了弃权票。
1968年4月21日，星期日，即议会辩论的前两天，我早晨醒来发现各大报纸的头版皆是有关伊诺克·鲍威尔前一天下午在伯明翰就移民间题发表的演讲报道。这篇讲话措辞强烈，其中一些话不无凶狠之意。但我对他就大规模新的英联邦移民涌入英国而表达的忧虑和不满深表同情。我也认为，这不仅威胁着公共秩序，也威胁着一些社区的生活方式。因为不合人意的住房政策，对社会保障的依赖以及“放任社会”的到来已经开始使他们的情绪低落。尽管他演讲中的某些话听起来可能像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所言，但我确信，伊诺克决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
大约11点钟，特德6希思打来电话，他说：“我正在给影子内阁所有的人打电话，我已得出结论、伊诺克必须辞职。”这与其说是征求意见，还不如说是发表声明。但我回答说我确实认为目前让事情冷却下来比加剧危机更好。特德根本听不进我的意见。“不，不。”他说：“他一定得辞职，大多数人认为他必须辞职。”事实上，我后来得知：如果伊诺克不走的话，影子内阁的好几个人都会辞职。
从几个方面来讲这是个悲剧，从短期来看，它使我们未能以主张更加严厉地控制移民而赢得政治上的好处。移民问题受到各政治派别和社会各界的关注、正像伦敦码头工人游行支持伊诺克所证明的那样。此外从现实情况来看，在这个问题上，特德的政策和伊诺克的政策并无很大区别；虽然是伊诺克的演讲使保守党在移民问题上的政策更加明确，但实际上我们都希望严格限制来自英联邦国家的移民，“我们也都准备向那些愿意返回自己国家的人提供经济帮助。
但伊诺克因这件事并在这种情况下辞职所造成的长期的影响远远超过移民政策。辞职后他可以开始自由地从理性的高度考虑一系列政策，摆脱了由于集体负责而必须作出妥协的约束了他的政策思考涵盖了经济及外交事务，后来所谓的“货币主义”以及减少政府控制，非国有化，结束区域政策等，最终他反对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让伊诺克独自宣扬这些思想对我们影子内阁及后来内阁中的右翼人物既有好处也有不利。一方面，他的政治立场向右转，可以更加容易地提出颇有道理的理论，而不会被指责为采取极端立场。另一方面，特德和伊诺克严重对立，人们对领袖提出的任何政策进行质疑，都有可能被认为是不忠。另外，伊诺克提出的各种主张均属于一个统一整体，仅赞成其中的一个或两个则更加困难。例如，他的反对物价及收入政策：干涉主义和关于总体主义的观点，如果不是与他的关于移民或欧洲的观点联系在一起，可能会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那时，其他保守党人在除欧洲以外的其他问题上都趋向采取相同的立场。特德给我提供了规划这条路线的机会。保守党政治中心的年度讲话目的在于向那些来参加保守党会议的人介绍一些重要理性思想。而由谁来发表演讲通常要由党的领袖来决定。毫无疑问，看来是一项民意调查或保守党的一位顾问提出建议认为让我讲一个对“妇女”有吸引力的题目也许不失为一个好主惫。幸运的是我可以自己选题目。所以我决定选一个对于善于思考的人，无论是男人、女人都会有吸引力的题目。我的题目是，“政治上出了什么毛病？”
想理清你的思路，没有比清楚地向别人讲述一遍自已的见解更好的办法了。我知道那时政界正在讨论许多重大问题，不管人们对60年代如何评价，那些年代总归是活跃的思考，能引发热烈的争论，尽管要求变革的许多想法来自左派。我借了一抱关于哲学的、政治的、历史的书，白皮书，议会记录，各种演讲稿，拿回兰伯赫斯特的家里。没有人指导或帮助我，我只有埋头苦干，就像格言中的冰山，我最终完成的文件背后是我付出的大量劳动。
我首先列举了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对政治失望。部分原因确实是由于人们所受的教育提高了，看报纸多了，对事物的批评也就多了。而其它的原因则是由政治家自己造成的，政治计划里充斥着各种诺言，随着福利国家的扩大，这些诺言的影响就更大。我由此谈到了我所认为的公众越来越远离政治的主要原因：政府管得太多。各政党竞相允诺他们将使经济发展到更高水平。而这种认为政府可以实现这一切的观念就为社会主义者提供了一次大规模扩大国家控制和干涉的机会。这反过来又使普通百姓感到他们在自己及家庭生活中的发言权太少。左派宣称问题的答案在于建立一套允许人民民主参与政治决策的结构，但真正的问题是政治本身已经涉足了许多本不该由它来管的决策。随着政府管制的不断扩大，形成了一种追求规模的政治心态——也就是单位大可以提高效率的论调。实际上则恰恰相反，小单位、小企业、家庭、最终个人应该再次成为关注点。
除以上这些想法，我在政治中心的报告有的部分是关于价格和收入政策。在这两个问题上坚持了内阁的口径、既谴责了强制性政策，又避而不谈自愿性政策，但我还是加了以下一段：
我们现在过多地强调了与政府职能无关的控制收入，而忽视了政府的基本作用——控制货币供应量，管理需求。如果更多地重视这个作用，少强调外在的具体控制，将能够取得更多的经济成果，当然，这将意味着，政府自己也需要像它急于要求别人做的那样实行自律。这就意味着用于众多公共部门的开支不应超出税收及实际结余所能承受的水平。
回过头来看，以上想法说明我对这些问题究竟理解了多少，还有多少没有理解。我那时已认识到货币供应量是控制通货膨胀的所有政策的核心，但我并没有看到控制货币供应量就不再需要任何收入政策，也没有认识到货币政策本身就是控制需求的途径。
我想，部分原因是我在政治中心作报告时受到了注意，翌年初，《每日电讯报》约我为该报撰写两篇关于一般政治哲学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我就同样的主题做了进一步闸述。我特别阐明的是：相互对立的政党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冲突是有效民主运作所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