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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部门的3位不同的大臣手下任政务次官，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即使针对同一问题，文官们提供给不同大臣的建议是不相同的。因此，当耐尔·麦克佛森和理查德·伍德收到的政策呈文中的建议措施与我所知提交给他们前任约翰·博伊德—卡彭特的不同时，我指出了这点，记得我接着说：“你们不是这么建议前任大臣的。”他们回答说，他们早知道他永远不会采纳这一建议。当时我即决定，一旦我负责一个部的工作，我会坚持对任何文官汇报给我的意见作出绝对坦率的评价。应由其本人陈述理由。
我还得到了另一个教训。废除针对寡居母亲的“收入规则”一事面临重重压力。我对此深为同情。作为一名新议员，这确实是我公开表明自己立场的问题之一。我认为，如果一位失去丈夫而又必须抚养子女的妇女决定外出工作以多挣点钱，她不该因此而丧失抚恤金。也许，作为妇女我更了解寡妇们所面临的问题。也许我仍然记得那令人心碎的一幕，在格兰瑟姆我父亲的店里，一个新近守寡的母亲为了节省她那点微薄的收入而购买残次的水果。面对反对党的攻击，我感到几乎无法为政府的立场辩护。我向官员们和我的大臣提出了这个问题。有一次，当首相亚历克·道格拉斯一霍姆来给政务次官讲话时，我甚至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尽管他显得很同情，事情却没有任何进展。
部内官员们对此问题的观点总是这样：即使对这些最值得救济的人群兔用“收入规则”也会造成其他影响。从逻辑上说他们当然是对的，但我是多么厌恶“影响”这个词。大臣们如果只接受这些表面的理由而不对其作出政治判断；那么这就是错误。1964年工党政府上台伊始最初的举动之一就是对我所力争的这一问题作出了更改并因此赢得了信誉、对此我毫不惊讶。这件事对我的教训是：官僚逻辑不能代替大臣的判断。一旦忘了自己是个政治家，那么政治“影响”就会影响自己。
我在养老金部的日子过得十分忙碌，尽管我和负责战争抚恤的政务次官合用一辆车，我总是一早从法恩伯勒自己开车上班。在部内，一天的工作从两位政务次官与约翰·博伊德—卡彭特讨论重大政策问题或当前的政治形势开始。然后是一大堆需要我签字或给我提建议的信。我可能参加一个与某一负责领域有关的会议，这些负责领域由大臣分派我主管，例如，就抚恤金问题制定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安排。我也可能为准备“社会保障”前景计划的论文而会晤某些官员，这一任务既有必要又很困难。下午，一些来自压力集团的代表可能来找我要求纠正某些所谓的不正常情况或要求增加某项救济，即使在那个年代，社会服务领域中的压力集团就已层出不穷了。有时我走访地区“社会保障”办公室，与职员们谈论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并聆听他们的建议；我会在议会用餐，或与政界朋友共进晚餐。厄内斯特·马普尔斯是位热情奔放、见解独特的政治家，就任交通大臣期间声誉鹊起，如应邀与他和他的妻子共进晚餐则不但可欣赏到美酒佳肴，与他们作伴也令人神抬。如果进行分组表决，我通常10点赶到议会投票，然后带着两三个装满信件草稿和政策论文的红色文件包驱车回家，晚上阅读这些信件和论文直至深夜。
我一直保持了任后座议员的两年中养成的对下院的感觉。我们的工党议员对手们很难对付。迪克·克劳斯曼有个极出色的政治头脑，但也十分捉摸不定，道格拉斯·霍顿是简短辩论的行家里手。这两人我都喜欢，可我还是决定赢得一切辩论。我喜欢在政策问答或我本人辩论时就事实与数字进行交锋，不过有时做得还不够谨慎。有一天我在议会讲台发言时有人交给我一张写着有关辩论中提到的某一点的最新数字。我得意洋洋他说：“看，我拿到了新得烫手的数字。”议会中爆发出哄堂大笑，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意识到这句话的一语双关。
仿佛命运在安排，我们定于星期一在养老金部回答提问，这正紧接着1962年7月那次被称为“大刀横扫的一夜”的著名的内阁改组。约翰·博伊德—卡彭特离开原职改任财政部首席大臣，而耐尔。麦克佛森还未取代他在养老金部的职位。由于议程表上的多数问题与我主管的那部分活动有关，而不是涉及战争抚恤方面的，因此我必须代替大臣作近一小时的口答。对我和那些我不得不打扰的官员们来说那又是一个折磨神经的周未。工党议员吵闹异常，而伊恩·麦克劳德是当时在议会中的唯一一名内阁大臣。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对付过来了。当有人问及未来的政策时，我答道：“等有了新大臣后，我会就此事向他请教。”
第五节 重新在野
政府是否能挺过去？正如许多年后我本人经历过的一样，每一次内阁改组都蕴藏着不可预见的危险。然而我却从没遇到过比“大刀横扫的一夜”更为困难的情况，即使1989年也没有这么困难。这一夜，包括大法官和财政大臣在内的、内阁的1／3人员被撤换，包括雷吉·莫德林、基思·约瑟夫和爱德华·博伊尔在内的一代新人进入了政治前沿。此事给我的教训是：每次改组都应设法在政府中任用一些年轻人，以避免出现排长队的现象。可是，这次改组被麦克米伦笨拙的补救做法而搞砸，他的地位再也无法恢复。
因许多明显的和不太明显的原因，我们已经遇到了麻烦。通货膨胀开始急剧上升，为控制通货膨胀开始实行以“停止加薪”和“指路灯”为形式的收入政策，劳资纠纷、特别是机械和造船业的罢工，使得1962年损失的工作日比1926年大罢工以来的任何一年都多。政府没有从问题的根源即工会权力上着手处理，而是通过成立“全国经济发展理事会”——不久又增加了一个“全国收入委员会”——与有组织的工人按照“总体主义”方式进行交易，从而对英国问题的症结从根本上接受了一种集体主义的分析。
更严重的是，全国各地已可察觉到一种新滋长的情绪，即认为保守党执政时间太长了，已走入迷途。当大多数的百姓也许只是模糊地感到应是“有所改变的时候了”，那么政府的最危险时期也就来临了。1962年秋天政府又陷入另一种麻烦之中。即撒尔间谍案，费尔比逃往苏联，这证实了对他自30年代起一直充当克格勃双重间谍的怀疑。1963年夏又出现了普罗夫莫丑闻，这一切使政府陷入关于它败落和无能的流言中。如果政府自身强壮健康，这些麻烦不足以惧，但这些使人难堪的事件所影响的是一个全面欠佳的政府。
欧洲是导致“欠佳”的主要原因之一。1961年10月，哈罗德·麦克米伦授权特德·希思为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而进行艰苦的谈判。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特德的执着和重大贡献，多数问题看起来马上就可以解决、包括如何解决英国与共同体在农业和贸易上的联系。但1963年1月，戴高乐将军对我国的加入投了否决票。那时候英国国内对欧洲没有大大的好感。我和公众的看法一样，认为过去我们低估了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潜在好处。无论欧洲自由贸易协会还是我国与英联邦和美国的关系都不能提供我们所需要的贸易前景，现在已到了我们加入欧共体的时候了。我是欧洲妇女联合会的积极成员，这一组织于1953年成立于奥地利，目的是推动欧洲一体化。我参加了联合会“司法小组”，其工作是就涉及法律与家庭的问题进行辩论。我主要把欧共体看作一种贸易框架——一个共同市场，对于那些关于“欧洲”的理想主义的说法，我既不赞同，也不认真对待。事实上，现在我才明白，戴高乐将军当时比我们更具洞察力，他如下言辞曾使我们深为恼恨，几乎招致一致的谴责：
英国实际上是个岛国，靠海生存。她通过自己的各种交往、市场和补给线与形形色色的、通常是最遥远的国家连在一起。她基本上从事产业和商业活动，而只有少量的农业……简而言之，由于其本质、结构和特殊的处境使英国与其他欧洲国家有深刻的差别……
但他还说：
如果布鲁塞尔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