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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0月我在芬奇利参加的第一个投票日开始了。后来我在芬奇利度过的9个投票日中的所做所为与这一次基本相同。投票开始后不久，我先在我的家所在的选区投票，1959年是奥尔平顿，后来是切尔西、威斯敏斯特。然后，同丹尼斯驱车去芬奇利。我访问每一个投票站及委员会办公室。中午可能与伯蒂。布拉奇或其他人在一家旅馆共进午餐。我只付我自己的帐，没有任何灵活性，避免别人指责我“招待”选民。保守党中央总部早已向所有候选人灌输了如果那样做的可怕后果。5点以后，我就不再访问委员会办公室，因为委员会会派出工作人员去召集我们的支持者投票，我只是到一两个投票站露露面而已。等到投票结束后，我和丹尼斯到布拉奇的家中吃点东西，访问选区的办公室，获取些最新的轶闻趣事，然后去观看计票现况。这次计票是在克里斯特公学，后来的9次都是在巴尼特市政厅进行的。
每个候选人在学校里都分有一个房间。每个候选人可以与一部分有票能进入计票现场的支持者一起吃点东西、喝点东西。每个房间里都有当代政治生活中的奇迹——一台电视。这是电视第一次在竞选活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电视提供的计票结果告诉我们保守党在全国的成绩如何。我时而在计票厅里看着长条桌上每个候选人的选票堆得越来越多，时而溜回我的房间去跟踪来自全国各地的结果。全国的选举结果同样令人高兴。
凌晨零点半左右，有人通知我马上要宣布芬奇利的选举结果，要求我与其他候选人一起同选票报告员到台上就座。要是别人竞选一个有把握获胜的席位，而且知道保守党即将在全国获胜时，一定会感到信心十足，甚至沾沾自喜，而我却不会。在我从政的每个时期，无论是因为第六感觉——谁知道——还是迷信。我总是把这种心态与灾难即将到来联系在一起。所以，当我站在丹尼斯身边时，我表情严肃，尽量不让人看出我的内心感觉。
选票报告员开始宣布：“迪金斯·埃里克·彼得罗：13，437票。”（工党欢呼。）“斯彭斯·亨利·伊万：12，701票。”（自由党欢呼。）最后，我们听到：“撒切尔·玛格丽特·希尔达：29，697票。”我大获全胜——比第二名多得16，260张选票，比我的前任也多得近3500张票。保守党人也发出欢呼声，但我们的欢呼总是比自由党的或社会主义者的更克制些。我发表简短致辞，接受选举结果，感谢我们所有出色的支持者。丹尼斯热烈地拥抱了我，我走下了台子——已是芬奇利的当选议员了。
我被选为芬奇利的候选人后不久，曾不经意地对我的双胞胎孩子说，一旦我成为议员，他（她）们可以到下院去喝茶。从此，他们的简单的请求是：“你还不是议员呀？妈咪，时间太长了。”我也有这种感觉。在我看来，通向议会的路是很长的，但现在我知道再过几周，我就会在下院的绿色皮椅子上就座了。
这是第一步。
第四章 外围圈子 初试立法
第一节 终于有了一个花园
至此，我和家人舒适地住进了位于肯特郡法恩伯勒的一幢较大的独门独院的房子。当时房租上涨失控，我们担心继续租用天鹅公寓费用会高得多，因此看到《乡村生活》上的广告后就决定买下“朵马斯”这所房子。无论如何，我们感到孩子们需要一个可在那儿玩耍的花园。
我们新买的房子原先是座好房子。现在尽管结构还好，前一家房主却没能好好地维护。房子没有中央供暖，一英亩半大的花园内杂草丛生。我喜欢立即动手改造这一切，尤其对整理花园热情高涨。我从小就想有个花园，可当父母终于搬进一处带狭长的大花园的房子时，我已不在家住了。因此“朵马斯”的花园使我第一次有机会戴上厚厚的园丁手套去铲除荆棘丛，用手推车从附近树林里运来腐叶土以改良土质，修建了几个花坛）并查阅了杜鹃花和大丽花的栽培要求。我们党在博地布拉其选区的主席正巧是个极出色的园艺师，不过尽管他教给我许多窍门，我种的玫瑰花总也赶不上他的。
“朵马斯”成了我那对孪生孩子的极乐之地。新花园、新邻居和林中散步（尽管不让他们单独去）的刺激都是他们的新体验。我们的房子是一座庄园的一部分，周围没有车辆穿越，因此对孩子们很安全。为避免他们掉入池塘，一开始我就将池塘填埋，改成了玫瑰花坛。
我开始成为议员的时候马克和卡罗尔6岁了，已到了稍不留神就会惹许多麻烦的年龄。丹尼斯因工作需要经常出国，在家的时间不能如希望的那么多。由于议会内的工作使我无法每天在孩子们睡觉前回家，我就坚持全家人每天一起用早餐。我们也利用时间很长的议会休会期和议会开会期间的周未团聚。我十分感激孩子们的保姆芭芭拉和接替她的艾贝，芭芭拉后来嫁给了指导我整理花园的一位当地的园艺师，而艾贝后来则成为我们家的好友。当时她们管着孩子们，而我总是每天傍晚6点前从议会往家里打电话，了解一下是否一切正常，孩子们这时总会告诉我又出了什么麻烦。
我从母亲那儿学到，使家庭充满家庭气息是很重要的。我特别坚持要有一个温暖的厨房作为全家的中心，厨房须足够大，使全家人都可坐在那儿用餐。虽然我喜欢到处干净、整齐，但不愿为整洁而过于简朴，一所居家的房子应该又舒适又装饰得吸引人，要做到两者的结合并不像有时想象的那么困难和费钱。我和我母亲一样喜欢红木家具。在深色的红木餐桌上没有什么比银餐具更显漂亮了，所以丹尼斯和我收藏了少量的银餐具。
古董店对我来说曾是危险的诱惑。当时古董价格已经令人吃惊地成倍上涨。尽管我小心地不看那些昂贵的大件，我还是会利用购物或政治工作的间隙去看看有什么新发现。古董或复制品家具一直是我所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官们不仅好看而且实用。某个星期五在里奇蒙公园我丢失了一个蓝宝石围巾扣（宝石是丹尼斯出差去锡兰时买回的）后，我用保险赔偿买了一件古董家具作鸡尾酒柜。丹尼斯认为我应多买些首饰，而我却在生自己的气，我对他说：“至少我不至于在里奇蒙公园丢失鸡尾酒柜。”就这样我们渐渐置齐了家具。
我家中并无大多的画。除了几张照片和日后添置的几幅素描和肖像外，丹尼斯和我都认为好的画太贵了，而挂不好的则毫无意义。我开始收集瓷器。墙上挂的瓷盘和陈列柜中的瓷人为我们家增色不少。而且买单件有时显得不那么奢侈。有一次在弗林顿我姐姐穆里尔和她丈夫的农场作客时购置了我的第一套皇冠德比瓷器。还有一次，当我在芬奇利作了一晚游说后，发现我们的一位支部主席拥有一些为数不多但足以显示其无懈可击品位的瓷器收藏。从此，每当看到一些她认为我会喜欢的东西时，她就会告诉我。
在格兰瑟姆的童年经历使我确信，营造快乐家园的最好办法是保证家中热闹而活跃。这并不难做到。我自己的生活早已忙得不可开交。当议员之前，我既忙于法律工作和竟选议员，又得尽母亲和妻子之责。当选议员后生活节奏更加紧张。家里请了一位帮工料理日常家务，但有些事我坚持自己做。无论议会何时休会，甚至是清晨，我都驱车赶回法恩伯勒为丹尼斯和家人准备早餐，也为自己拿点水果或喝杯咖啡。然后我会把两个孩子、有时还有另一个当地的孩子一起送到学校，我们几个母亲轮流负责送孩子上学。随后我一般出去买点东西，再驱车45分钟赶到威斯敏斯特，议会下午2点30分开会。
尽管须经常从事选区工作，周未还是有机会整理家务，并像在格兰瑟姆时那样做许多烘烤食品。夏天的几个月里丹尼斯、我和孩子们就在花园里干活，孩子们边干边玩。但在橄榄球季的每个周六，丹尼斯很可能去作裁判或观看球赛，这是自我们结婚之初就定下的严格的、雷打不动的安排。有时，当他去给一场重要的比赛做裁判时，我也一同前往，不过我的注意力常常受一些绝非赞美裁判的话打扰，英国观众喜欢对裁判的做法品头论足。每星期天，我们带两个孩子参加法恩伯勒教区教堂的家庭仪式。丹尼斯信圣公会教，但我们认为如果我们不去同一所教堂孩子们会无所适从。好在我们当地的教堂属低教会派，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