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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是我们的盟友》是一份更为令人振奋的文件。80年代后期，我重温这个文件，发现我成为党的领袖后我们对许多事情的分析与书中的相同。本书从探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经济中的集体主义不断扩大的原因写起，然后大胆地批驳了那种和平时期应该继续像二战时期那样对经济进行计划的论调。本书甚至指出了一个每个人都知道是正确的，但战后多年来基本上没有人说出的事实，即不管战时的计划体制在当时国家面临紧急情况时是多么必要的，它仍然是低效的、浪费的、官僚的。 如果把贝弗里奇勋爵在他的非官方研究报告 《一个自由社会的充分就业》（1944年出版）中提出的设想与十年后的情况作个回顾性比较，就更能揭示对经济进行详尽预测并制订数量指标的经济计划之愚蠢与荒唐。令人敬佩的是报告的一切论述均在情理之中。《变革是我们的盟友》及翌年的保守党竞选宣言的作者们没有做的——这不是说我当时已想到他们应该做——建议从根本上消灭工业中的集体主义，或者对福利国家进根本性的改革。50年代中期以来，保守党至少已经开始考虑对自由市场进行一项连续性分析。一旦保守党有了执政的机会，将可能自然导致自由市场政策。但未来情势的发展并非如此。
1955年4月，丘吉尔辞去首相职务，由安东尼·艾登接替。接着很快发生了一连串事件，举行了新的大选，产生一个新的保守党政府，政府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上惨败，哈罗德·麦克米论——这个善于变革的人入主唐宁街10号。
在1955年5月的大选运动中，我到一些选区发表演讲，这对我来说基本上是枯燥无味的事。一旦你当过候选人，其他的事情均对你没有吸引力了。另外，大家对此次大选的结果看得比较清楚。果然不出所料，保守党以超出对手58席的优势赢得大选的胜利。但艾登政府的政治蜜月期却十分短暂。艾登政府上台后不久即觉得拉布·巴特勒在选举前制订的预算太宽松，随后就于10月制订了一个较为紧缩的预算，这使巴特勒的声誉受到严重损害——6个月后，哈罗德·麦克米伦取代巴特勒任财政大臣——也使政府的声誉受到严重影响。但是，真正使艾登垮台的将是外交事务。
1956年7月至11月的苏伊士运河危机的背景一直是各界不断讨论的问题。当时，大家总的感觉，至少保守党人的感觉是英国作为一个强国不能受到纳赛尔的埃及的摆布，应该教训埃及一下，决不能鼓励专制者。当时，公众对英法及以色列是如何合作的许多细节并不知道。因此，对我们来讲，安东尼·纳丁及后来我的老朋友爱德华·博伊尔为抗议政府干预运河事务而辞职几乎是难以理解的。虽然即使这么多年后我仍然不能表示赞成，但现在觉得更容易理解他们的行动。
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要在利益和原则之间找到平衡，决非易事。我丝毫不怀疑英国有权对纳赛尔非法攫取国际航道作出反应——只要采取迅速果断的行动。但是，夏季以来，比我们更聪明的独裁者使我们陷入了一个要保护我们的利益就必须牺牲我们的法律原则的处境。英、法、以相互合作受到批评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之一是有人认为一旦事情暴露——肯定会的，也确实这样发生了——我们的声誉将受损。同时，苏伊士事件可能是欧洲大国顶住并搞垮一个第三世界独裁者的最后一次机会。这个独裁者对遵守国际协议不感兴趣，除非协议对他有利。纳赛尔的胜利成果还有：伊拉克亲西方的政权被推翻；埃及占领了也门；以色列被阿拉伯世界所包围，并导致了六·五战争。到我离任时，我们还不断收到这场战争的帐单。
随着我对苏伊士运河事件的了解越来越多，我从这一悲伤的事件中总结出4方面的教训。首先，我们不应该进行军事行动，除非我们已下决心并有能力取胜。第二，在影响英国利益的重大国际事务中，我们再也不能站在美国的对立面上。第三，我们应保证我们的行动符合国际法。最后，优柔寡断者必输。
当时，我坚决支持英国政府在苏伊士运河上的行动。工党起初支持政府，后来又反对政府的军事行动。我对工党的这种投机行为（我这么认为）十分反感。丹尼斯和我与许多读者一样取消了《观察家报》的订阅，并发誓不再读该报，因为它反对政府在苏伊士运河上的作法）这并不是说我对政府的行动没有任何看法，即使那时我对国际法的细节不如后来那样清楚，我冒着大雨冲过档案巷去买的晚报竟然登出这样的标题：“最后通碟！”英国和法国要求埃及和以色列从运河撤军，使英、法军队将埃、以军队隔开并保护航道。我当时不太清楚英国人怎么能向埃及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从自己的领土上撤出。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支持艾登。
从政治上来讲，在苏伊士事件中的失败行动是一个严重挫折。虽然，事件的全面情况多年后才逐渐清楚，但当时立刻看见的是政府无能，而它的无能是以一种极其令人羞辱的方式暴露出来的。对保守党政府，特别是对由一个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享有信誉的人领导的政府来说，这个事件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保守党支持者有一种近乎绝望的诅丧感。丹尼斯作为一名前皇家炮兵的军官，对军事行动快要结束时被迫中止而使我们的军队受到愚弄感到十分气愤，因此，他的反应愈加强烈。他对我说：“当你的部队正在外巡逻时，你绝不应宣布停火。”我将记住这一点：在战争时期，政治家们在作决定时必须充分考虑他们的决定对实地作战的部队意味着什么。
我们也严厉指责美国的表现，一些保守党人从来没有宽恕美国人。到我任首相时，一些较右翼的圈子里的人仍怀有反美情绪，在一定程度上与此有关。我也觉得我们的传统盟友确实让我们失望了——虽然那时我当然也未意识到英、法在美国总统大选前决定采取军事行动同样让艾森豪威尔失望，因为和平是他的主要竞选口号。但不管怎么说，我也感到我们与我们大西洋彼岸近亲的“特殊关系”的基础是十分牢固的，即使像苏伊士运河事件这样的危机也不会破坏它。一些人认为苏伊士运河事件表明美国人极力反对英国的大国作用，美国已成为一个超级大国，我们不应该再信任他们，欧洲进一步的一体化是唯一的答案。但我一直坚持认为，还有另外一个结论，并且是完全相反的结论。这就是，英国的外交政策如果没有取得美国的支持就无法持久。实际上，现在回过头来看，苏伊士运河事件还发挥了一个未曾料到的作用。它促使美国最终取代英国成为西方利益和自由的国际经济制度的维护者，而这种力量的转移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也是必要的。
我虽然十分关注苏伊士事件，但并非对1956年11月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的恶毒野蛮行为无动于衷。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仅几个月前曾携其为人友善的妻子访问了英国。当时，还有一件对我来说不可思议的事情。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一直努力改善其形象，而它对匈牙利采取的残酷的、野蛮的侮辱使其以前的努力化为乌有。数年后，我同鲍勃·康奎斯特谈起我当时的反应。我后来任反对党领袖时，鲍勃·康奎斯特给我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他在60年代后期写的《大恐怖》首次全面揭露了斯大林残杀大量无辜的情况。他说，我们在与苏联人打交道时犯的典型错误是我们认为他们会像西方人处在他们的形势时那样行事。影响他们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残酷得多的政治文化。正因为想到以上这些，1980年9月伊拉克进攻伊朗后，我要求情报部门回顾一下像匈牙利这样的事件。我们未能预测事件会发生是因为我们未能把握侵略者的心理，也就未能得出他们将采取行动的结论。
当然，对于匈牙利悲剧的发生，我们几乎无能为力——而且无论有没有苏伊士运河事件，北约都不会为了匈牙利去冒险打一场大战。但许多匈牙利人却不是这样想，这就更加使他们对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