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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50年代，这种情况开始改变。到80年代的时候，一切大有改变，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家庭变小了，孩子们离家时，妇女还比较年轻；由于有了家用电器，家务负担轻了；每周去一趟市场或超市，代替了以前等人送货上门。80年代也出现了另外一种变化，即这样一种趋势：妇女开始在结婚后继续工作，30来岁时离开工作去生儿育女。
这些变化使许多人主要是中产阶级强烈要求对儿童保育机构实行税收减免，如保姆、游戏组织，或者以教育的形式出现的托儿所。作为首相，我顶住了这种压力。有工作的妇女本来就给家庭带来更多的收入，而在家里照顾孩子的妇女的家庭只有一个人的收入。我认为不应该用后一类夫妇交来的税去补贴前者的家庭，这是一个是否公正的简单问题。
当然，以上这些看法并不影响我作为一名年轻的母亲做出自己的决定。我特别幸运，我可以依靠丹尼斯的收入来雇用一位保姆在我不在家时照顾孩子。只要我能够巧妙地对每件事作出细致。的安排，我就能既作一个称职的母亲，又作一个有效率的职业女性。只靠别人照顾孩子是不够的，我得安排好我的时间，以便有时间与孩子们在一起。而等我成为一名出庭律师后，我还可以在接多少案子上有一定的自由。我可以根据家庭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调整自己的工作量。至于政治，我们生活在伦敦，我的丈夫在伦敦地区工作，议会也在伦敦——很明显，我必须找一个在伦敦的或伦敦附近的选区。正是综合以上这些不太寻常的情况，我才决定我的孩子虽小，我仍可考虑当议员。
我有了双胞胎后不久，约翰·黑尔从中央总部给我写来了信：
“我很高兴获悉你生了双胞胎。你太聪明了。这将对你作为一名候选人产生什么影响？我已高兴地把你的名字列入候选人名单，如果你不希望我这样做，请告诉我。”
我回信表示感谢并写道：
“在出乎意料地生了一对双胞胎后——此前我们从未想到会有两个孩子——我想我最好至少在6个月内不考虑当候选人。家里需要很好地重新组织一下，还需要找一个可靠的保姆，然后我才能放心地去做别的事。”
因此，我的名字，像约翰·黑尔所说，“暂时冷藏起来”。什么时候再列入候选人名单由我来做出决定。
我自己划定的6个月的政治过渡期很快过去了。我也已经通过了律师最后考试。我起初考虑专攻专利法，因为我想这样我就能够利用我的工业和科学知识。但看来搞专利法的机会是有限的，也许搞税法会更好。无论做什么，我都需要刑法的基础。因此，1953年12月，我参加了内殿律师学院的弗雷德里克·劳顿律师事务所，开始了6个月的见习。弗雷德里克·劳顿律师事务所是一个习惯法事务所。他是我所知道的最优秀的刑法律师之一，他机智，他对人的本性及自己的职业看得很清楚，用词通俗易懂。他给了我精心的指导。
实际上，我必须取得不少于四类律师事务所的工作经验，这部分是因为要想专门从事税法工作，首先必须在几个领域内都有一定基础。所以我领略了刑事法庭的唇枪舌战，也欣赏了财务法庭里精确的表述，然后又研究公司法的细节。但我越来越自信地认为税法将是我的长项。它与我的政治兴趣交汇在一起。税法是理论和实际的极好结合。还有一点我们很有把握的是，搞税法绝不会缺乏客户，因为许多客户急于从极其复杂并不断变化的大量税法中找到路子。
学习、观察、讨论及最终从事法律工作对我的政治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方面，我可能有点不寻常。熟悉法律往往至少使人产生某种程度的玩世不恭，如果说不是油滑的话。 而对我来说， 熟悉法律使我更加深刻地理解“法治”的意义。“法治”是保守党人挂在嘴边上的一个词。
从我上大学时及以前读到的材料中，我就已经清楚地知道自由制度和非自由制度的区别是，前者是法治的制度，而后者则是暴力的制度。但“法”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演变过程是什么？它为什么在英国根深蒂固而在别处却根基很浅——近代历史已证明这一点。我正在学习的法律教材基本上不是来口答这些问题的。但这些教材中所阐述的法律原则使我不断想到这些问题。同样，当我读到英国法律形成阶段的著名法官的故事时，我对英国法院为英国的自由奠定基础的神秘的积累过程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
但对我影响最大的是A·V·戴西的作品——特别是他的经典教材《宪法之法则》。多年来，人们总是习惯于攻击戴西教条式地反对新的行政国家，现在仍有许多知识渊博的评论家仍在这样做。但我却对他的理论深表赞同——有一点可能并非不重要，即戴西虽然是个法律大师，但从内心讲，他更是一个典型的自由派。用戴西的活，“宪法之法则”源于“几代英国政治家和律师不断努力锤炼出来的两个指导原则”。第一个是议会至上，第二个是法治。我把法治简单概括为“法律高于一切”，这种概括当然是不充分的，无论戴西1885年创作时，还是大约70年后的今天我读他的作品时，法治这个词仍具有浓厚的英国或至少是盎格鲁撤克逊风味。我后来又读了海克的代表著作《自由之宪法》和《法律、立法与自由》后才真正开始认识到这一原则有广泛的应用性。
如果政治已融入你的血液，任何事情都像是又把你带回到政治去。不管是回味戴西的著作，钻研复杂的税法，或者与律师学院保守党协会的成员们讨论当前的问题，我的脑海中最重要的还是政治问题。因此，当1954年12月我听到奥尔平顿选区有候选人空缺时，我马上给中央总部打电话，要求将我列入候选人名单，因为我知道，奥尔平顿与我的旧选区达特福德为邻，离伦敦也不远。我参加了面试，并进入缩小的候选人名单。我与丹尼斯坐在选拔委员会的会场外，我听到来自当地的候选人唐纳德·萨姆纳（也是当地保守党协会主席）在他的讲话中坚定地表示，奥尔平顿真正需要的是“一位真正了解这个选区的一切的议员——一个知道洛克斯博特姆（奥尔平顿旧名）道路状况的人。”我和丹尼斯都禁不住大笑。唐纳德·萨姆纳成为该选区的候选人。
选拔委员会的决定自然使我很失望，因为奥尔平顿本可能是我理想的选区。现在看来，在大选前——大选好像越来越近了——找到像奥尔平顿这样对我合适的选区非常不大可能了。因此，我写信给约翰·黑尔说，我现在将“继续从事律师工作，多年内将不再考虑进入议会的事”。他也许比我自己更了解我，他在回信中说，如果在肯特郡有某个能够获胜席位的话，希望我至少重新考虑我的决定。但我坚持自己的决定，同时，我也表示如果需要，我总是愿意到选区去讲话，而且将积极参加大选运动。
虽然，总的来说，我是一个忠诚的保守党人，但一段时间里我已感到政府本来可以在放弃社会主义、实行自由企业政策方面采取更进一步的、更快的行动。但要想说服公众舆论——或者其实是他们自己——使他们相信味道浓一点会更可口是不容易的。实际上，到1955年，在取消控制方面，或将国有化的工业还给私营部门方面已取得了不少但步伐不大的进展。食品配给制也最终停止了。已采取重大措施来恢复货币的可兑换性。钢铁国有化已经停止，而且已开始出售公路货运企业。此外，自1951年以来，国有部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稳步下降。还有一件事对未来具有重大意义：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垄断被打破，商业电视开始运作。
第三节 苏伊士运河事件及以后
保守党关于政策问题的考虑也变得更加自信，更加激进。把近年来保守党出版的影响最大的两部著作——《一个国家》（1950年10月）及《变革是我们的盟友》（1954年5月）进行比较，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两部著作是由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议员撰写的。他们包括伊诺克·鲍威尔、安格斯·莫德、罗伯特·卡尔及特德·希思、伊恩·麦克劳德（后两位只参加《一个国家》的撰写工作）。众所周知，《一个国家》涉及的是社会政策，而社会政策是一个很难的话题，特别是在保守党政府不得不减少公共开支的时候。但该文件相对温和的态度表明保守党采取的是守势的办法和思想。文件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