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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社会中，行为的改变可能是有限的和可以控制的，但在小的社区，可能是危险的，会产生很大影响。如果为数甚多的少数人藐视其他人在道德、法律和行政方面都在遵守的规章和准则，那就很难说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由社会是否能继续起作用，目前很明显的是，我们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在迅速前进。
第五节 犯罪行为循环论
我们可以对犯罪、依赖福利和家庭破裂这三者之间的确切关系进行无休止的争论。对这个领域进行更多的研究是有价值的。现在，没有疑问，大多数专业人员都认为上述三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并且是极端重要的。而我推测，在我们这些人的心中也不存在疑问。
以少年犯罪这一重大课题为例。在任何对策中，减少少年犯罪不仅对减少整个犯罪有明显的重要性，而且在及时制止开始出现的犯罪生涯，不让它发展成为严重的犯罪或成为累犯也是至关重要的。对少年犯罪和成人犯罪“原因”的讨论往往进入了一般化的死胡同。人们一般倾向于认为人性本恶，而且恶性有很多表现机会。的确，我们可以做一些工作，采用例如“邻里监视”等预防犯罪的措施减少犯罪的机会。但是，在一个流动性更大的世界里（在这里歹徒们更加易于隐姓埋名和逃走）和更加繁荣的世界里（这里有更多的东西可偷），这些对策的效果必然是有限的。此外；预防犯罪虽然可能减少“机会性的”犯罪活动，但它只可能使顽固的惯犯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作案。因此，现在日益将防止犯罪的注意力集中到了个人——实际罪犯或可能犯罪人——而不是犯罪发生的自然环境。
美国和英国所进行的研究阐明了犯罪、依赖福利思想和家庭破裂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英国的研究表明少年犯罪与智力低下、易于冲动和在校时的调皮捣蛋是有联系的。至于背景，共同性的因素似乎是收入低和住房条件差。这些令人感到厌烦的孩子们的家长，不是动辄进行错误的管教，就是对孩子们监督不严。总之，他们不是对孩子不关心，就是对他们忽冷忽热或关心不够。他们可能已经分居或离婚或十几岁就当上了母亲并在家里犯有刑事罪。少数男孩会成为惯犯，继续这样长大成人，构成了真正的犯罪威胁。他们显然具有同样的特征，但一般却更走极端。
当然，这一分析不是想概括地“证明”犯罪的“原因”，而是让人们能够预测犯罪的走势，并且——更加困难得多的是——早期对它们采取措施。但显然，这与下述看法是一致的：依赖福利（我认为它比“贫穷”更有关）和家庭教养对于了解过去30年犯罪率的情况是至关重要的。
从美国的研究证明材料可以看得更清楚些。1988年美国卫生和人类服务部对全国60多万儿童的家庭进行了调查，发现与从未结过婚或离婚后的母亲生活在一起的孩子，除了家庭收入非常高的那些孩子外，在学校非常容易惹事生非，出现情感和行为方面的问题。联邦司法局最近一次对监狱里的犯人进行的每五年一次的调查表明，2／3长期作案的暴力罪犯和全体犯人中，有一半来自非双亲家庭，在所有犯人中，37％来自寄养家庭或儿童照管所。半数以上的长期作案的暴力罪犯说， 他们都有近亲在监狱里服过刑。 于是基思，约瑟夫的“贫穷循环论”变成了“犯罪行为循环论”。有关长期作案的暴力罪犯的依据特别重要，因为公众认为这一群人构成的威胁最大。
在自由社会里，政府在改变人们的行为，特别是家庭行为方面，其作为是有限度的。由于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必定是在根据不充分的情报进行干预的，而且没有适当地考虑长期影响。因此会面临许多棘手的问题。但是，建立一个文化、财政和法律框架以维护而不是破坏自由赖以存在的风气和公共机构，这不仅适合自由社会的需要，而且也是这一社会所必不可少的。
那么，该做些什么呢？为了作出改进而不是空想，我提出以下4个方法，同时不想否认社会科学家们和决策者们的丰富思想可能会想出其他一些有效的办法。
第六节 与邪恶作斗争的美德
占第一位的、最重要和最困难的领域是道德和文化气质，一个能够运转的自由社会不能没有价值标准。多少世纪以来，学问的最渊博的思想家都承认这一点。我认为，埃德蒙·伯克比其他人都更明确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总结。
人们能够享有多少公民自由，这要看他们对自己的欲望在道德上能有多少约束，要看他们对正义的热爱比他们的贪婪高出多少，要看他们的明智与清醒的理解比他们的虚荣和傲慢超出多少，要看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听取智者和好人的忠告而不是恶人的献媚。除非在某处存在着控制意愿和欲望的力量，否则，社会不可能存在，并且，它内部的这种力量越小，反映出的意愿与欲望就越大。事物永恒的构造己作出规定，无节制的人是不会自由的。他们强烈的欲望构成了他们的枷锁。
同样，虽然制定美国宪法的那些人选择了强烈的欲望而不是德行去克制强烈的欲望以维护自由，但共和国早期的先辈们非常清楚，德行会收到意义深长的效果。正如伟大的美国爱国赞歌所述：
用自我约束确保你的灵魂，用法律确保你的自由
公民的品格反映了国家的品格，同时国家的品格也反映出公民的品格。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事实，因为它向我们再次保证——就像70年代未它曾向我保证过的一样——如果人民比它的政府更好，改变政府就能挖掘出未被发觉的才能和展现出梦想不到的可能性。但它也是一个警告。因为即使是一个自由政府建立的很好的制度，也易受到一般民众，特别是政界在观点和心态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无论是个人的品格或是集体的品格，自然是通过许多途径形成的，它是在家庭、学校、教堂、工作和我们的闲暇时间里形成的。传统认为，通过这些途径形成的好的、有用的习惯特征被称做“美德”。虽然从定义上说这些美德总是好的，但它们的效用则要根据情况而定。例如，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所赞美的一些美德虽然能帮助我们进入天堂，但在我们工作或平民生活中的实用性就可能要少一些。因此，当我们敦促要恢复那些传统的美德一例如节约、自律、责任感、对自己的社区感到自豪和对它尽义务，以及有时称做的“维多利亚”美德——我们并不一定是说，只有大规模地重新宣讲福音才能把西方社会团结在一起。毕竟是超人文主义的古希腊人最初确认了节欲、刚毅、具有实用价值的智慧和正义这些主要的或“基本的”美德。
谈了这些以后，我发现，难以想像出除了基督教以外还有其他什么东西可以用这些美德来重新充实西方大多数的人们，因为这些美德是重整社会道德所必需的、非常实际的办法，而这些办法又是解决许多现实问题所需要的。虽然我总是抵制这样一种论点，即一位基督教徒应该是一位保守党人，但是我从未丧失我的信念：在我的政治经济主张与基督教的深刻义理之间存在着惊人的一致。
1978年3月我在伦敦市的圣劳伦斯犹太人教堂的一篇演说中曾试图解释它们之间的这一联系：
如果不在某种道德的框架内、不在某种共有的信念内、不在通过教堂、家庭和学校传播的精神遗产内行使自由，那自由就会毁灭自己。如果自由没有目的，它也会毁灭自己。有一篇著名的祷文，它把上帝的服务看做是“完全的自由”。我对本国人民的愿望是我们能够“自由地服务”。……
依我看来，关于社会，《新约》给我们带来了两个非常一般的而又似乎是互相矛盾的概念。一方面有伟大的基督教的教义，即我们都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地上的教堂就是基督的身体这一概念表达了这一想法。从这一教义，我们认识到我们是相互依存的，也知道了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