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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现在有一种威胁接近冷战的份量，那就是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政策制定者的担心的确是有道理的。如果更多温和的或世俗的穆斯林国家陷入伊斯兰极端主义政权之手，这对欧洲、中东和俄罗斯来说，其牵连确实是很大的。
但是，估计到某一危险是一回事，要知道如何能最好地克服它则是另一回事。在过去，西方造成的大祸是错误地判断了伊斯兰教的政治潜力。人们清楚地看到：“自从70年代以来被暴力和内部纷争撕扯得体无完肤的两个中东国家以前曾被认为是最稳定、最现代化和最面向西方的两个中东国家，即黎巴嫩和伊朗。”有一种危险，即在讨论“原教旨主义”时，我们会把具有保守思想的穆斯林国家看做是伊斯兰革命不可避免的温床。事实上，“原教旨主义”的大伞遮盖了一系列有区别的并且往往是互相对立的现象，从与伊朗有联系的海湾和黎巴嫩的什叶派教徒，到埃及逊尼派的穆斯林兄弟会，到卡扎菲上校的“第三条道路”。他们与许多虔诚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很不相同，因为后者只是寻求返回禁欲的伊斯兰教的苦修。
我已经说明了我所认为的保守党人外交政策所应遵循的一些原则。但是，的确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常识。在我担任首相期间，我总认为一定不能让侵略得到好处。如果它一旦得逞，就增加了对我们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我还认为，未来的侵略者要比大多数人想像的理智得多。他们会扪心自问：我们这些可能会反对他们的人是否有武器这样做，是否有及时部署这些武器的手段，以及首先我们是否有决心这样做。所以，我们必须表明我们的决心。
最后，还有我开始称之为的撒切尔法则：“不管你准备多么充分，意外事件总会发生。”当然，如何应付，那才是真正的考验。
第十五章 世风日下 回归美德
第一节 持续的辩论
当经济问题，特别是当通货膨胀问题不那么令人发愁时，社会问题在政治辩论中会显得突出。低通货膨胀率和快速经济增长是人们转而对环境问题、城市重建和社会保健服务非常关注的主要原因。1987年大选后，这些问题在政治中占有首要地位。1994年低通货膨胀率和经济的重新增长也产生了同样的效果。
但是，这两个时期有三个不同点。第一，无论经济前景如何，关于社会政策的争论（它们已在大西洋两岸展开）似乎不会得不出结论而逐渐终止，因为它们已经触及到了如此多的要害处。第二，与1987年至1989年不同，这一次是在法治、依赖福利和家庭这一传统保守的领域发生了这些辩论。第三，对于犯罪、无节制的福利支出和家庭的破裂所带来的影响有了新的认识。公司的经理们不愿搬迁到犯罪率高和学校纪律松弛的地区。单亲家庭开支的激增迫使社会保障预算——最终也迫使税收——无情上升。首先，有人担心日益依赖福利将会使青年男女变得消沉和道德败坏，而工业发展与进步都需要他们提供劳动力。即使是那些世界上对经济增长率比犯罪率更加感兴趣的执拗的人们，现在也不得不认真地对待社会政策。
因此，更加令人惊奇的是，除了少数明显的例子外，政治领导人一直不愿按照学者和评论家们异常相似的分析制订政策。也许，部分原因是那些企图这样做的人在大西洋两岸立即遭到了低毁。副总统奎尔和彼得·利利因为说了现在一般认为是常识性的下述问题而受到公众的嘲笑：单亲家庭的增加对于没有父亲的孩子们的成长是有害的，并且使社会承担了巨大费用。然而，早在1987年，迈克尔·诺瓦克和其他几位具有不同观点的著名学者在一个名叫《关于家庭和福利问题的新共识》这一出版物中，就一些发人深思的结论取得了一致看法。其中有：“仅仅靠金钱不能消除贫穷；需要内在化的价值观念，还有”作为国家的精神气质必须鼓励自力更生和责任感“。
由于偏见与既得利益，在大西洋两岸以稍稍不同的方式妨碍了人们对这些事情进行诚实和明智的谈论。
大多数资深的政治家以及在刑罚学和社会工作领域里的专家们对于60年代以来所执行的自由化政策自然感到多少负有一些责任，他们不愿承认他们的失败，这是可以理解的。或者，如果他们承认了失败，一般都附有保留意见，即：虽然目前的做法可能无效，但也没有其他更加有效的办法。对于用纳税人的钱所推行的这一费用很高、非常复杂的制度来说，这自然是一种奇怪的辩解。其次，养尊处优的政治家们不愿采用一种把穷人的处境在某种程度上归咎于穷人自己的社会分析——用同行的话来说“指责受害者”，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样做是通人情的。当少数民族中穷人的人数在不成比例地增加时，他们特别明显地不愿采用上述社会分析，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自相矛盾的是，不指出责任之所在的政策有助于产生更多的受害者。
如果说并不是人们都认识到了这一点，那是因为“政治正确性”的影响把水搅混了，特别是在美国。在欧洲，这种影响是隐蔽的，但越来越大。例如，假如在监狱里黑人人数超出的比例太大，那自然会被认为是由于在刑事审判制度中存在着种族主义，因而需要监禁更多人的政策就会受到怀疑。如果传统的小家庭被认为是奴役妇女的体制，那么，不鼓励单身父亲或母亲家庭的政策就不大会受到青睐。只有两种情况可以克服这些强大的障碍。第一是公众不再像现在这样容忍个人的、社会的和财政在这方面耗费的费用。这一点已日益明显。第二是对于所发生的事情要有广泛的了解，要弄清它们为什么会这样。
第二节 犯罪在增加
所有这一讨论的出发点必须是犯罪在增加。有许多年，内政部的正统做法是否认这一点，至少是在极力缩小它，而把注意力放在了“对犯罪的恐惧”上。但对犯罪记录的分析表明，“对犯罪的恐惧”的说法被夸大了，特别是在老年受害群体中，情况更是这样。上述说法未予明言的含意是，如果评论家们谈论犯罪少了，不必要的恐惧也就少了，公众在街上和在他们家里就会感到安全些。在自由社会对政府有约束的情况下，系统地宣传这类观点大体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减少犯罪带来的恐惧的唯一办法是减少犯罪的威胁。在真正有威胁的地方——那里可能的受害者是脆弱的——恐惧是一种理性的和审慎的反应。
提出的第二个论点，也是更有分量的论点是，有记录的犯罪数字意味着实际发案率的增大。乍看上去，内政部1982年、1984年、1988年和最近1——992年的《英国犯罪调查》使这种说法有了一些根据。《英国犯罪调查》向一万人直接询问了他们作为犯罪受害者的经历，而官方的犯罪数字则是基于向警察报案的数字。 有记录的犯罪数字在1981年和1991年间将近增加了一倍， 但《英国犯罪调查》认为大约只增加了50％。推论是，愿意向警察报案的人数增多了。特别是在像性攻击这类案件中，由于警察对待受害者采取了更加同情的态度，这是易于解释的。这也说明对警察有了一定程度的信任，而对于这一点，评论警察的人却很少注意到。
另一方的论点认为，必须记住，对受害者的调查少统计了暴力罪的实际数字，特别是在家庭里发生的暴力。因此，关于暴力罪，我们不能肯定这两组数字到底哪一组更加准确（虽然两者都表明有了大的增加，只是程度不同）。至于其他犯罪，《调查》认为自1987年以来，有记录的破门盗窃罪在急剧增加。因此，总的说来，《英国犯罪调查》对于近年来实际犯罪的大量增加这一事实没有很大怀疑。但是，不仅仅是年复一年的犯罪数量——或者更确切他说，是犯罪率——使公众感到不安，而且还有它的长期趋势。它的趋势是显著上升。在长时间内，犯罪数字的记录方法自然会有一些改变，但这些犯罪记录构成了唯一的一套连续性的数字，它们非常清楚他说明了犯罪情况。由于这些情况与人们的看法非常接近，因此有说服力。
19世纪后半期，在财产犯罪和暴力犯罪方面犯罪率都有明显下降。犯罪率——即每10万人中的刑事犯罪人数——直到50年代末期才大量上升。后来上升更快。现在的犯罪率是1955年的10倍，是1900年的60倍。
虽然算不上是什么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