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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英国政府当时的态度（至少在言辞上）对欧洲合众国是同样敌视的，用国内的政治术语来说，提出这些论点比对经济与货币联盟进行批评更为容易，因为政府对这一联盟的态度远不明朗。的确，事实已经胜于雄辩。1991年，显然，当时的经济政策主要取决于英镑与德国马克的比价，而不是考虑国内的货币政策。同时，当时正在利用汇率机制作为走向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工具。这至少与加入联盟时我的意图完全相反。当局就此问题不得不作出的任何说明也没有淡化这一印象。市值调整的可能性被排除了，实际上，政府的政策是英国应该采取2。25％（正或负）的小差距汇率幅度而不是这时的6％。
然而，我知道，在批评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时，我一定会使自己也受到批评。正如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捍卫者所说的，在签署《单一欧洲文件》时，是我放弃了立场，他们只是在“I”上加了一点，在“T”上加了一横。所以，现在正把英国经济驱使到由政治决定汇率这一约束性措施的那些人宣称我无权对这个问题提出批评，因为是我把英国货币带进了汇率机制。我知道我对这两点指责有很好的答复。现在看上去正在呈现出来的马斯特里赫特框架——实际上不能令人满意——与在谈判《单一欧洲文件》时所同意的安排基本不同。当时有人正在利用汇率机制达到某种目的。我不仅反对，而且在政府里明确表示，我永远不会执行这种汇率机制。同样，他们的这些论点也不可能阻止批评者提出批评。
所以，1991年6月18日星期二在向纽约经济俱乐部讲话时，我表示反对因国际原因执行受操纵的汇率，同时在坦率承认我的政府所犯的错误时也谈到了这一点。
随着80年代中期罗浮宫协议和普拉扎协议的签订，我们寻求将国际汇率更为稳定这一目标置于控制通货膨胀之上。1987—1988年我们在英国试图使英镑汇率追随联邦德国马克，从而加深了这一错误。在寻求稳定的汇率目标时，又一次违反了货币准则。这些政策使利率下降到了人为的、不能承受的水平。这反过来又促使货币与信贷过度增长。这引起了我们大家都十分熟悉的通货膨胀，这是当前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奥斯卡·王尔德曾说：“经验是我们给自己犯的错误起的名字。”从70年代和80年代我们的教训中将要得出的结论是，政府应当致力于稳定价格——这只有通过减少货币供应量才能实现——而让市场上的公司与个人去计算在创造财富的交易中可能面临的其他各种风险。
当中央银行的银行家们“凭猜测约略估计出”错误的汇率，并且因低估或高估汇率从而像微调一样使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产生巨变，这时，为汇率规定指标会产生巨大的货币压力，就像现在在东德所看到的那样。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就只得通过急剧贬值放弃使固定汇率表面上对商人有吸引力的这一“稳定”，或者通过快速通货膨胀或更高的利率这样更加带有破坏性的不稳定来维持这一“稳定”。在汇率机制中，英国幸而有6％的幅度来调节汇率的变动。
大体上，我回忆起了联邦银行总裁卡尔—奥托·波尔的一番话：“应该按照国内的货币情况确定利率，应该让汇率自行其事。”对此，需要加上一句：如果你固定了汇率，那么，利率与国内的货币情况就会自行其事。而财政部长们就像事故现场上无辜的旁观者。
公平他说，政府对这一分析不很欣赏。但大约15个月后，事实证明它再正确不过了。但对我的干预所作出的反应表明：一方面要总的支持政府，另一方面要大力反对后来成为政府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就像走在崎岖小道上一样是多么困难。
一个人可以在英国议院之外采取这一策略。但是下议院的长处之一是要求发言人在辩论中要说出他们的真实想法。超出一定的限度后，我既不打算掩盖我的想法，而且在这么多年表达了我的意见后，我甚至已不会掩盖我的想法，1991年11月20日星期三，下议院有关欧洲共同体的辩论使我深切感到我非说不可了。事实上，我在下议院最后一次发言中，支持了政府的动议，攻击了工党关于单一货币的政策。并且驳斥了因为我签署了《单一欧洲文件》而对我提出的批评。但是我也继续问道：考虑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我们支持单一货币这一目标，要我们参加为铺平这一道路所建立的机构，因此，在实践中，决定让英国货币退出单一欧洲货币是否很值得。我重复了几乎就在一年前因竞选领导人在接受采访时所提出的想法，即如果决定要放弃发行英镑的权利，应该实行公民投票。可是，政府拒不承诺这样做。
事情发展很快，就我而言，我认为它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虽然有段时间，议会议员都难以得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全文，更不用说公众了，但该条约的条款仍然获得了同意，首相在12月11日星期三对此发表了声明。熟知我的人也知道，最终我不能同意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我永远不会签订这个条约。一些人善意地，也有一些人越来越不顾一切地劝阻我，说我能够也应该保持沉默。我也很想照办。
首相发表声明后的第二天，一件令人尴尬的小事表明异想天开会发展到什么地步。我很高兴约翰·梅杰能在星期四傍晚参加我在克拉里奇饭店举行的我和丹尼斯结婚40周年纪念晚会。除了彼此的心事外，我们对其他事情聊得都很开心。但是当我走出饭店送首相上车时，许多照相机对准了我，有人问我对他在马斯特里赫特理事会上的表现有何看法。我回答说，我认为他表现“非常出色”。我的确相信，在最好表明他态度的一次政治活动上，他显示了巨大的才能。但是，我的话自然被认为是我同意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当我第二天看报纸时，我决定，对所有有关人士来说，不管会引起他们多少痛苦，不能再出现这类误解了。
第三节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条款A——至少粗略看来——很好地结合了有关该条约目的和作用的两个可供选择的观点：
通过本条约，主要缔约国在它们之间建立了一个欧洲联盟，下文称做“联盟”。本条约标志着在欧洲各国人民之间建 立一个从未有过的紧密联盟的过程中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联盟中，所作出的决定要尽可能地接近公民。
“从未有过的紧密联盟”这一用语引自原来的罗马条约，虽然值得注意的是在罗马条约中它是在序言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第一次把它升格列入了独立存在的条约文本里，作为该条约的部分目标条款。但是无论怎么说，“联盟”这一概念显然是它的一个主要发展——事实上是“一个新阶段”。此外，条款日阐明了这一联盟的目标，包括“建立经济与货币联盟，最后包括单一货币”，“特别是通过执行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在国际舞台上坚持它的同一性，这包括最终制订共同的防务政策——它最终可导致共同防务”，以及“实行联盟的公民资格”。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科尔总理作出了下述评论：
在马斯特里赫特，我们为完成欧洲联盟奠定了基石。在实现欧洲联盟的过程中，欧洲联盟条约开创了一个新的、决定性的阶段。在几年内，该联盟将导致现代欧洲创始人在上次大战后所梦想要建立的欧洲合众国。
另一方面，“在这一联盟中所作出的决定要尽可能地接近公民”这一用语，加上英国坚持从早期条约草案中去掉“联盟目标”这一用语，使英国政府有借口申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确将权力下放到了向各国议会负责的各国政府。“辅从”原则中利益的混乱同样来自英国政府想给予人们一个印象，即“马约”是一个自由化的而不是集权的措施。的确，“马约”在罗马条约中增添了新的3b条：
在不属于它专管的领域，只有当会员国不能有效地实现它们计划行动所要达到的目的，而共同体由于这一计划行动的规模或效果能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那么，它将根据“辅从”原则采取行动。
欧洲法院前院长曾明确地把这一段措词说成是“冗长的费解”。欧洲委员会以往的行为使人们没有理由相信它会约束该机构的活动。首先，委员会自己决定根据“辅从”原则决定某件事情是否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