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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是选举日，早晨一觉醒来，听到收音机里报道，这一天早晨所有的民意测验表明，保守党领先2到8个百分点不等。9点钟，丹尼斯和我到切尔西投票站投票，然后驱车到芬奇利。我像惯常那样，到委员会各个房间转了一圈，后面跟随着一群摄影记者。我们回到福拉德大街，简单吃了一点晚饭，稍微休息了一下，我知道这天晚上要长时间熬夜。午夜过后不久，我来到巴尼特市政厅内的芬奇利选区计票中心。他们把我安顿在一间僻静的房间内，屋里有一台电视，准备了咖啡和三明治，在这里我可以迅速听到大选结果。罗杰·博登和我在一起，边看电视报道，边向我补充介绍早些时候总部从电话里传来的信息。我带着一台计数器，上面有基思·布里托为我准备的详细情况。最初的选举结果表明我们已获胜，但其中也有令人沮丧的消息：特迪·泰勒失去了格拉斯奇卡斯卡特的席位。关于我们能取得多少个席位的预测数字开始逐步上升。当地市政会议员、我的选区主席和夫人、我的选举干事和其他一些人进进出出，脸上都流露出愈来愈明显的高兴。但是我有意抑制自己过早露出兴奋心情：是为了谨慎小心，或者是出于迷信，尤其是因为我知道，只要期望不是太高，也会比较容易对付坏消息。然而，到最后我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了。就在我走出房间，听到我自己选区的计票结果时，谁都清楚，我们将组织下届政府。
星期五一大早的情况现在已只剩下模糊的记忆——计票中心支持者的热烈欢迎，访问总部，与家人短暂相聚的温暖和慰藉。关于当天下午前往白金汉官接受女王组织政府的授权，以及随后到唐宁街就职的情况，我已在其他地方记述。
如此规模的胜利使所有的人——或者说几乎使所有的人——感到意外。这不仅表明我们赢得了一场选举，也表明我们得到了进行改革的新的授权。正如选举学家和评论家们在仔细研究选举结果后所说的，保守党的胜利模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议会赢得了比所有其他党派加在一起还多43个席位的多数。这届大选工党所获选票在全部选票中所占比例比上届大选下降5。6％，全部转向保守党，同时，保守党所获选票在全部选票中所占比例超出工党7个百分点，这两个数字无论对哪个党来说，都是1945年以来最大的变化。
同样具有重大意义的是，转向保守党人数最多的阶层是熟练工人，其中1／3显然是在竞选过程中转变过来的。这些人恰好就是我们必须争取他们脱离毕生忠于社会主义信仰的人。他们面临一个特别尖锐的基本矛盾，也是整个英国所面临的基本矛盾：究竟同意政府在国家生活中扮演愈来愈大的角色，还是决心改道易辙，转变方向。特别是对这些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即究竟是依赖国家提供的舒舒服服有保障的生活，还是为了为自己和家人赢得更美好的生活而作出牺牲。现在他们已决定冒一次风险（这确实是一次风险），给我提出的建议投上一票——我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给现在体现在我身上的东西投一票。我将永远对他们严守信义。
第六节 重新开始
1990年11月28日，距我第一天踏进此地担任首相11年6个月又24天之后，我最后一次离开唐宁街10号，一片矛盾和混乱的思绪使我感到内心痛苦。我在世人瞩目的公务世界里生活了如此之久，现在却要离开这里走向……何处？然而，尽管我也许已跃入——或者可以说被推进——黑暗，我并不是毫无控制地自由下落。我有我的家人，我身体健康，我还发现，我有那么多的朋友给我道义和实际帮助。
阿利斯泰尔·麦卡尔平把他大学院街上离威斯敏斯特宫很近的房子借给我暂作办公之用。当丹尼斯、马克和我到达那里时，我发现一个小起居室可供我工作。我任首相时的政治秘书约翰·惠廷戴尔，以及其他几张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的面孔正等在那里迎接我们。至于我们自己那套在多尔维克的房子，当时丹尼斯和我把它买下来，一半是为了投资，一半是供紧急需要时用（虽然我们很少预见到有此用途），现在我们已不想再留着它。它离威斯敏斯特太远，而且，尽管发生了目前的情况，我们两个都设想，不管我以后干什么，反正不会选择“退休”。我希望挣钱谋生，大概也有此需要。无论如何，不工作是会使我发疯的。
隔了一段时间我们才找到合适的住处；先是从亨利·福特太太处借了一套在伊顿广场的漂亮公寓房。找一些事来做当然不成问题。我需要向无数对我表示同情的人写信致谢，他们的慰问使我深为感动。有些给我写信的人本人正处于绝望之中，而我只是情绪低落而已。
很幸运当前有一些个人事情分散注意力。不到一个月就是圣诞节。离开唐宁街意味着必须取消原订在契克斯别墅庆祝圣诞的计划，同时需要为我们自己的圣诞晚会预订饭店房间（我自己的房子已被从唐宁街和契克斯别墅搬出来的包装箱堆满，那是11年半积累起来的东西），需要重新邀请现在已不能去契克斯过节的宾客，定做一套新的离任后的圣诞卡，还要为所有这些付款。
然而，过了一些时候，手上的时间仍多得难以打发。过去我一直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我知道怎样通过忘掉过去、开展新的事业，为个人的失望找到慰藉。工作是我的灵丹妙药。现在我必须调整工作速度。可是一开始这可并不容易。
我生来就不善于反思或回顾，我总觉得朝前看更可取，处理当前实际问题最容易，而且（在符合情理的范围内）越难越好。现在有了比我当反对党领袖或首相时享有的（如果这个词合适的话）更多回首过去的机会。这也许是我第一次感到有一种内心的需要（虽然令人痛苦），来彻底思索7下我这辈子究竟干了些什么，获得的机会利用得如何，以及各种历史事件的意义。
起初，我的非自愿“撤退”被一些阴郁的想法所支配。我仍能从报纸上读到有关“撒切尔时代”的讣告式评价文章。有些报纸刊登了一些有关我担任首相期间工作情况的文章，据我回忆，他们记叙的内容很不准确，这当然毫不奇怪。我从一开始就看得很清楚，我必须写回忆录用我自己的叙述来加以纠正——毕竟我多次公开开过玩笑说要写回忆录，而且也不乏这方面的兴趣。再说，工作成绩是不会“为自己说话”的，虽然政治家们可能非常希望它们能做到这一点。但我并不把写口忆录看成是自我辩解的手段——那主要是我、我的良知和上帝之间的问题。倒不如说——而且愈来愈觉得——我要通过回忆录来鼓励那些与我思想和感觉相同的人，下一代甚至更久远以后的政治领导人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个被政治流放到孤岛上的人。但随着时光的流逝，我惊喜地发现，我这个小小的孤岛在知识和社交方面不再是个荒芜人烟的地方。我周围不仅有关心我的朋友，还有一些与我志趣相投的学者、记者和年轻一代政治家，事实上他们是一些思想和信念足以影响未来的人。我渐渐认识到，离开唐宁街，也就——尽管是多么不愉快和不情愿——摆脱了高级职务带来的某种自找的流放生活。多年来，我不得不与一些政治家和文官相处或共事，他们之中除少数明显的例外，多数人与我意见相左、不同意我的基本观点。他们尽心尽责做着自己份内的事——有的还做了份外的事。但是我经常不得不像政府行为的孤独反对者那样行事，而这个政府又是由我自己领导的。这种情况使无法避免的权力上的孤独进一步加重。我常被描绘成一个局外人，只是由于某些环境因素的奇怪结合，才跨进了局内人的圈子，而且在那里呆了11年半。对我的这种描绘不能说不准确。
现在我又成了局外人，但这是一种不同于过去我所记得的“局外”。我发现，与我担任反对党领袖时那些困难日子（这些我已在本书前面几章讲到）截然不同，现在我周围那些有见解、有作为、最能干的保守党人几乎都是与我思想一致的。过去那场革命——私有化，解除管制，降低税收，扩大所有制，恢复自力更生，建设摆脱贫困的梯子，加强国防，建立大西洋联盟，重振国家的士气和地位——是经过艰苦努力在政府里面完成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使我无法看清在政府外面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