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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没有完全保持沉默。4月：日星期四，我在威斯敏斯特中央大厅的一次集会上向候选人（包括参加改选的保守党议员）发表讲话。我觉得——大概谁都有此感觉——这个地方不是举行公共集会的好场所，因为建筑单调乏味，毫无特色。这一年有个特殊困难：候选人希望听我讲讲竞选宣言的主要内容，可是宣言尚未发表，我只能向他们简单讲一些文件精神而不透露内容细节。因此，我着重讲了讲降低所得税以更好地促进创造财富，以及工会改革的必要性。会场上的听众全是优秀演说家，对他们讲话实在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他们的热情证实了我的感觉：我们没有选错斗争的领域。
第三节 竞选第一周——选举前21天至14天
4月11日星期三，在我第一次主持的保守党记者招待会上，宣言正式出台。一起主持这次招待会的有威利·怀特洛、基思·约瑟夫、杰弗里·豪、彼得·卡林顿、吉姆·普赖尔、汉弗莱·阿特金斯、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和安格斯·莫德。宣言的语调温和适中而又切合实际；克里斯·帕顿和安格斯·莫德用简单明了、不带行话的语言表达了我们的意思。
第二天报纸刊登宣言的情况很好。但那天记者招待会会场上人数过多，令人几乎难以忍受。我们那些身穿厚毛料西服挥汗如雨的男同事们比我更加受罪。
第二天是复活节前的星期四。复活节刚好在竞选期间，所以我们白白损失了四天竞选时间。我正式开始参加竞选活动是4月16日，星期一——用竞选工作人员的行话来说，这一天叫D－17日（“D日”当然就是选举日）。我们已计划好从威尔士开始。我们从伦敦盖特威克机场乘飞机到斯旺西机场，在那里乘上竞选大轿车，先访问一家国家医疗服务系统的医院，然后前往当地的保守党俱乐部接受地区电视和电台记者采访。采访过程中，我听到俱乐部里有不少吵闹的声音。事后才知道，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争吵，甚至发展到大打出手，起因是俱乐部当局要把女记者赶出只为男会员保留的房间。
我从这里前往加的夫，参加第一场重要竞选群众集会。选择在这里开始竞选非常合适。这里可以说是敌方控制的心脏地区，因为卡拉汉先生的选区就在加的夫东南区。加的夫市政厅环境舒适，音响效果良好，听众热情高涨，这情况实在不错。我发表了一篇极为有力的讲话。它是一项毫不妥协的声明，阐明了社会主义如何削弱英国的力量，以及为什么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方向——不是进行乌托邦式的试验，而是回到我们错误地背离了的原则。
……在政治上，我学到了一句你们威尔士人自幼就知道的话：你要是有什么信息，就向大家传播。我是个有坚定信仰的政治家。《旧日约圣经》里的先知们并没有只说：“同胞们，我要共识。”他们说：“这是我的信仰和想象。这是我热忱相信的东西。如果你们也相信；那就跟随我吧。”今晚，我要对你们说的就是这话。把前不久发生的凄凉忧郁的往事扫除干净。把失败主义扫除干净。在选择和自由两面旗帜下，一个新的、振奋人心的未来正在召唤英国人民。
听众和我一样喜欢我的讲话。但是我的狡猾的对手吉姆·卡拉汉却成功地利用我的讲话，在托利党权势人物心中唤起了昔日的恐惧，担心那个令人胆战心惊的人物引导他们走向一个不愉快、不熟悉的方向。首相后来声称，我的讲话说明，我已驱使保守党向右转，从而为他开辟了争取中间的道路。再恰当不过的是，那天上午保守党记者招待会上的主要发言人是前工党内阁大臣、现在的保守党候选人雷吉·普伦蒂斯，他和其他背离社会主义的“改变信仰者”是活生生的例子，证明不是保守党向右转，而是工党向左转了。但不管怎么说，我同意基思·约瑟夫的意见，我们强调的论点是“共同立场”，不是“中间立场”。从这时候起，在总部希望采取的竞选方式和我坚持的竞选方针之间出现了裂痕。
但是，我并没有立即意识到这个问题。据星期二早晨的报纸报道，全国民意测验结果表明，我们现在只领先工党6个百分点，但与早先的全国民意测验结果相比，差距并未缩小（在整个竞选期间，各种民意测验结果相去甚远，从保守党只稍稍领先一一有一次甚至工党略占优势一到保守党将获得一面倒胜利），我感到这是竞选效果很好的一天，从布里斯托尔开始，访问了克林尼兹毛刷厂，我在那里利用每一个照相机会，显示我“用新扫帚”“扫除蛛网”的决心，等等。
在布里斯托尔还参加了由罗宾·戴主持的“大选电话访谈”节目。那种场合总会有冒风险的因素。熟悉情况的采访记者有办法暴露政治家理解力的不足，而这一点大多数政治对手是永远做不到的。而且，由于看不见电话那一头跟你说话人的表情，较难正确判断对方的反应。但是我觉得那天的“大选电话访谈”节目特别成功，因为记者向我提出的，正好是我们能够作出最有说服力的回答的问题——减税、控制通货膨胀、减少政府借款、鼓励小企业等等的必要性。当然也提了一些吹毛求疵的问题。我始终认为，处理这些问题的关键是承认哪里出了毛病，并讲清楚为什么未来的保守党政府要加以纠正。因此，这一口我也承认，前届保守党政府确实应对保健服务方面的官僚主义负有责任，我们将予以改正。
从布里斯托尔返回途中，我乘坐第125次市际高速火车，在西部选区下车，在巴斯站台上和那里参加竞选的候选人合影留念，其中有克里斯·帕顿。这一天的最后一个节目是在格雷夫森德的一个集会上讲话。由于总部告诉我养老金领取者对我们的支持不稳固，我写了一个新闻稿，向选民们重述了历届保守党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工作记录。
接下来的一天（4月18日星期三），上午记者招待会后，我出发到东英吉利亚和东米德兰进行竞选。第一站是争取农业人口选票的活动，包括与一位友好农民讨论牛饲料问题，我小心翼翼地穿过一片到处是牛的田地（我忘了穿靴子），把一头小牛犊抱在怀里让记者拍照，以便让更多公众看到。我对摆弄牛犊没有经验，不知道抱牛犊的方式是否对头。在来自五大洲的摄影记者面前，一向讲究实际的丹尼斯提醒说：“要是我们不小心，牛犊会死在我们怀里的。”但是，牛犊在我和摄影记者的关照下活了下来。幸而，小牛犊不能接受采访。
第四节 竞选第二周——选举前14天至7天
这时（4月19日星期四），在伦敦发生了一件令人十分痛苦的事情，那是关于我的加的夫讲话对党和我党竞选运动的“立场”产生的影响。彼得·桑尼克罗夫特认为我们犯了一个战略性错误，以后应该避免。由于总部的同事们公开活动的机会不多，所以他决定参与我的演讲稿的起草工作。当时我对这一切还不知情。我那天上午参观莱斯特一家纺织厂，在那里用上了少年时代学到的一点针线功夫，在一群乱哄哄的记者和惊讶不已的工人面前缝缀了一件工作服上的口袋。
可是，就在轿车快要到达伯恩维尔的卡德怕里工厂时，我才得知，波得·桑尼克罗夫特坚持要求从准备当晚在伯明翰（竞选运动中第二场最重要的群众集会）发表的讲话稿中删掉一段关于工会的措辞强硬的话。这段话是由英国著名新闻记者、历史学家、抛弃了社会主义信仰的保尔·约翰逊起草的，彼得认为过于挑衅。他显然对基思·约瑟夫也进行了干预，不让他对这个题目发表讲话。我不同意彼得的估计，但由于当时我不在伦敦，对我的判断没有完全的把握。因此，我生气地从讲稿中撕下了那几页，插进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段落。令人欣慰的是，彼得·卡林顿帮我起草的最后一节关于国防和外交事务的讲话包含了一些极为激烈的内容，并特意采用了我早先在肯星顿市政厅发表的讲话中的语调和言辞。
当我们的轿车在工厂门口停住时，我的情绪不是大好。我曾特别关照，这次参观不要安排正式接待人员，我愿意直接进厂去和遇到的经理和工人交谈。可是现在却看到长长的两行头戴白帽、身穿白外衣的人排列在门口，我没有看见有摄影记者，我想他们肯定是躲在什么地方等待合适时机出来拍摄这个滑稽有趣的场面，我没有立刻下车，在车上呆了一两分钟稳定自己的情绪。这时，我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