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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开玩笑对霍氏集团一名职员说：“讲起来，南沙真像是霍生在大陆包的二奶（小老婆），令他日夜挂念着，每周不回去看一下，他心里肯定不舒服、不自在。”
那位职员笑着回应说：“是呵，心里总是挂着，不去看肯定不自在。”
那天，参观完南沙开发区之后，已是下午3点左右。我和霍英东又一起坐车到广州。当天晚上，他又要从广州飞往北京，再去北戴河，与中央领导商谈南沙开发大计。在路上，他对我说：“现在搞南沙，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我这一世人，最喜欢的是体育。我参加国际足联执委，中国人在足球方面有这么高的职务，暂时还是我一个人。每次开会，或者看足球时，比如在美国看世界杯，克林顿总统就坐在自己隔离几行，也觉得很威风，但现在也已经是意兴阑珊，觉得看一场球要花几个钟头……在香港，与球员打球、颁奖，这类活动也花去不少时间。现在我已经尽量减少这类活动。我总是想，既然有时间，为何不去南沙看看呢？所以，当政协副主席，每次开会，我参加开幕式之后就请假……”
霍英东的一生与海有缘。
他的一生是从大海开始的，但他怎么也想不到，他会在故乡的一个海岛上拓展自己晚年的事业。每次，坐在来回香港和南沙的客轮上，看着海，霍英东总是浮想联翩，心里难以平静。他想起孩童时候的海上生活，想起东沙岛的冒险经历，想起朝鲜战争时期的海上贸易……当然，更多的时候，是想着到了2005年的时候，南沙岛是否如他所构思的那样，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具有21世纪国际水平和中国特色的新型海滨城市。
以霍英东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贯支持，以他雄厚的经济实力和锲而不舍的意志力，更重要的是以他不断挑战自我、不断跨越自我的个性，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霍英东的南沙之梦一定能变成现实！
到了2005年，霍英东将是82岁高龄。
他总在期待着那一天早些到来。
在采访霍英东一年多的时候里，我最大的感触是：霍英东实在太忙了，70多岁的人，比我们这些30岁的人还要忙，工作的时间还要长！
有一次，就这个问题，我与霍英东交谈，才真切地理解到，今时今日的霍英东还要为南沙、为家族生意奔波，除了因为他热爱南沙、喜欢挑战，希望在有生之年再做一件大事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不放心让自己的儿子独当一面，对于是否放手让儿子挑大梁，他仍然顾虑重重。
“你实在太忙了，有无想过减少工作负担？”我问。
霍英东回应说：“本来想减少的，但现在……”
“这是否与你们的家族经营方法有关系，大小事都要大家长做主，由他亲力亲为？”
“你要知道，人才不容易求的！”霍英东无奈地说。
“你每周都要去看南沙两次，难道不觉得累吗？”
霍英东想了一下，说：“如果有人能代替我，当然……但在内地办事，你明白，有一定的复杂性，人事关系很难处。”
停了一下，霍英东继续说：“本来嘛，现在什么都不做，都可以吃几代的。好似今日，跑了几个地方，也觉得累……以前更辛苦，要经常开会，参加体育活动，这种活动现在都逐渐减少。什么港事顾问、预委、筹委、政协、人大，既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负担。讲真的，如果叫我重新做人，一定做一个简单、普通的人。一个人，吃不了多少，你知我吃的那些麦片，很难吃的。……真是身不由己的！”
“我觉得你没有完全放手给你的儿子去做，这是不是出于什么考虑？”
“现在不是不接班，但要讲一定阶段。……做生意，没有任何模式，但一定要稳扎稳打。香港的历史，表面看来好似造就很多成功人士，但香港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不容易对付。我只希望子女们慢慢趋于平淡，而不是接班问题。”
“但你家族生意这么庞大，要有人继承下来，要发扬光大。南沙虽然是以基金会的名义开发，但其实也是家族的生意。”
霍英东还是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我始终只希望子女们读书叻（好）些，受好的教育，做一个专业人士，做一个平凡的人。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讲，做生意不容易的，要有很多方法才行，比如十几年前搞信德中心时，李嘉诚他们……”
“这又关李嘉诚他们什么事？”
霍英东吞吞吐吐地说：“信德中心的地皮是我们（信德集团）买的，后来找李嘉诚、郭得胜、郑裕彤他们一起发展，大家合伙5亿港元。但信德中心起好之后，正是地产低潮时期，市道不好……李嘉诚他们就建议把信德中心卖掉，之后大家计数……这件事，我很难解释清楚。但我那时对他们讲，我不反对他们卖信德中心，但我那部分一定要保留。结果，他们卖掉他们那部分，我那份就不卖……”
“这件事跟你的子女接班问题有什么关系？”
“这件事，我很难讲清楚，不好解释，但有一点可以说的是，香港社会很复杂，做生意风险很大。历史上，总是说‘富不过三代’，‘永安’正逐渐衰退。你的子女，他们怎样接班是另一回事，但关键是要对国家、社会、香港问心无愧……”
对家族内部的事，霍英东向来总是不愿多谈，甚至是讳莫如深；所以一谈到子女们的接班问题，霍英东含糊其辞、欲言又止，这已是意料之中的事。
但事实上，自霍英东20世纪80年代初期发现自己身患癌症之后，他就已经有意识地培养震霆、震寰、震宇三兄弟执掌家族生意。这三兄弟的分工是，震霆主理对外公关事务，时常随父亲霍英东奔走于内地和世界各地；震寰负责公司的行政、财务管理，实际上是行使霍氏集团行政总裁、董事总经理这类角色和职权；而震宇则重点负责南沙开发区的事务。
另外，霍氏三兄弟还在社会事务方面扮演一定的角色。其中，震霆是香港多个体育团体的负责人，还是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震寰曾任香港培华基金会主席、香港中华总商会常务董事、中华全国青联副主席、香港青联主席等公职，现在还任广东省政协常委、中华全国工商联常委等职位。
很明显，霍英东除了培养震字派的三兄弟逐渐掌管霍氏集团的生意外，还有意让他们多一些参与社会事务。霍英东这样的安排，不知道是否希望这三个儿子都像他一样，不要让世人认为他们只是一个纯粹的商人？
结语
不需我再多讲，读者已经从以上几十万字的文字中，了解到霍英东是一个多么不平凡的人。说他是香港20世纪罕有的商业奇才、一代超人，相信读者也深有同感。
霍英东无疑是香港开埠以来最成功的商人之一，其成功过程，可能比任何一个商人的发迹经历都要艰难，更富传奇色彩，这当然是由于他低微的出身、凄惨的童年、艰辛的创业……但更主要的，是在他发迹之后，他所要面对的政治歧视，以及由此生发的种种困扰——而这种困扰竟如斯悠深和沉重，于是悲剧般成了霍英东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挣脱不了的樊笼。
在香港，有哪一个超级富豪，当他发迹之后，会像霍英东那样如履薄冰地生存？在商界，霍英东以稳健著称，于是有霍英东做生意如“钢索吊灯笼”的说法；而在人生道路上，在处理与港英当局的问题上，他的处境也仿如走在吊于半空的钢丝上，险象环生。
霍英东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做人，战战兢兢地处世。在香港，他总是沉默寡言，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宽容别人，有时别人有负于他，他也是默然处之。
但是，这种独特的生存方式，也变成霍英东的优点：拿得起，放得下，输得起，愿吃亏；处事低调，不爱张扬，不爱抛头露面，不爱自我宣传，绝没有那种自高自大的陋习和自我表演的“骚味”（表演味）。
其结果是，这么多年在商界、体坛和政治事务方面，他的地位都很超然，既超脱圈内的各种纷争，也广为各派势力所接受和尊重；有不少像何贤、利铭泽、胡汉辉、李嘉诚这样的好朋友；几乎没有树敌——而且，最主要的是缓和了与港英当局的关系，保护了自己，保存了实力。
“能伸能屈”其实就是贯穿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