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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6月，香港一份报章在头版头条位置，煞有其事地称香港工商界有不少人正在推举霍英东为行政长官的候选人。第二天下午，在霍氏公司的写字楼，我向他提起此事。
“昨天有报纸说工商界人士正在推荐你出来当行政长官，不知这报道你看到了没有？”我问。
霍英东断然说道：“这是假的。第一，没有人推荐，个个都没有人推荐，没有人与我谈过推荐的事；第二，我年纪大了，不可能的。其实，我们这些做生意的人，讲的是自己的事业，并不是讲自己的官大。”
我说：“到了这个阶段，罗德丞虽然已表态，但市民对他的看法并不太好。至于董建华一直没有表态，市民不知他的想法如何。老实讲，没有一个德高望重、众望所归的人……”
霍英东认为：“其实，都不是德高望重的问题。比如，我现在搞南沙开发，以后必然与香港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冲突，我们公司的客船，牵涉到海事处和码头，别人就会说是否有什么代表？利益上是否已冲突？陈方安生买楼十成按揭，本来是一件小事，但都闹得满城风雨。”
“从政，肯定要付出代价的。”我说。
“但有什么好处呢？”霍英东感叹说：“如果自己后生，精力充沛，还可以考虑，现在一心一意只想搞好南沙……”
到了1996年7月底，在香港中华游乐会，关于行政长官问题，我和霍英东又有一次长谈——冷：“行政长官产生的时间可能要提前到今年11月份产生。现在，你以往把自己排除在外的想法是否没有改变？”
霍：“我搞南沙，种一株树，修一道桥，都有人感谢我。但做行政长官……社会上对人选问题有何看法？”
冷：“基本上还是接受得了董建华。就我个人而言，我也是认为‘董陈（陈方安生）配’是个理想的组合，在报刊上，我也撰文表示过我的看法……”
霍：“阿董（董建华）都几（相当）头痛，‘东方海外’无人帮手。”
冷：“他有兄弟姐妹的，可以交给他们打理。其实，若董建华最后真的成为行政长官，那干脆把‘东方海外’全部卖给中方，成为公开的中资企业，这样就能一了百了，还能卖个好价。这可能是一条路，就像解放初期，荣毅仁家族处理家族生意那样。当然，两者有些不同，荣毅仁家族生意是公私合营后，荣毅仁去做官；但董建华的情况却是把他持有的那部分股份全部卖给中方，反正‘东方海外’本来就有中资背景。”
霍：“你估计香港‘九七’后会怎样？”
冷：“主要还是看经济，关键是要维持香港作为经济大都市的国际地位。其实，中方这么多年，一直很倚重香港的经济作用，我想，‘九七’后还是一样。”
霍：“你认为行政长官以后的作用怎样？”
冷：“与中央政府和中方高层官员的沟通最重要。行政长官，既然不能一味让步，既要为香港争取利益，同时又不要与中央政府、中央领导官员发生冲突，这是本事。他的作用也应该体现在这方面。”
霍：“说真的，行政长官的权力，可能还比不上任何一个市、县的书记、市长。”
冷：“很多人想当行政长官，并不一定是为了权力，香港这个地方很特殊，第一届行政长官肯定举世关注，甚至会写进历史，有些人可能是为了名。”
霍：“这个我也知道。但有时看到克林顿、叶利钦到处去拉票，也觉得他们好凄凉。人最紧要就是无所求……”
冷：“人人坐到这个位，都不想下来的，人都有权力欲望……”
霍：“不是的。我时常跟我的子女讲，参加政治活动，一坐上去一个位，就要想着几时下来。做生意也一样，不要光想赚多少钱，也要想可能蚀多少钱，蚀不蚀得起？”
从霍英东上述的几次谈话中可知，他始终把自己排除在行政长官人选之外。
当然，把自己排除在首任行政长官的人选之外，并不代表霍英东对参与香港社会事务“冷感”，他仍在一些关乎香港平稳过渡的社会事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对政治兴趣不大，不期望得志政坛。
为吸引更多香港人对香港事务出谋献策，1992年3月11日，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和新华社香港分社，共同邀请44位港人出任第一批香港事务顾问。那天，霍英东也应邀到北京，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国家领导人颁发的港事顾问聘书。
1992年10月，港督彭定康抛出“政改方案”，招致中方强烈反对。在中英两国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中方于1994年提早成立香港特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另起未来香港特区的“炉灶”。而霍英东就是预委会的三个港方副主任之一，另两个副主任是香港南联实业有限公司董事安子介和香港前任首席大法官李福善。
1995年底，霍英东又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九七”前足以与港英政府抗衡的另一权力中心——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副主任。
而在此之前，1993年初，霍英东与安子介和澳门富商马万祺，一齐被选举为第8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进入国家领导人阶层，迈上人生的一个新高峰。
水上人家出身，如今却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霍英东自己有何感想呢？他淡然地对我说：“这不过是一种政治待遇，自己当然很高兴。当政协副主席，3个月开一次会，不要花太多时间……”
霍英东的一位助手也对我提过此事，他说：“霍生做政协副主席，他很高兴，也很重视，但不做也无所谓的。”
第五十一章衔政府命 带头开发海南
1986年2月，一位中央领导人约请霍英东，对他说：海南很落后，希望他带头到海南开发。于是，霍英东亲赴海南考察，和海南方面签订了合作协议。他还重金请来参与设计夏威夷旅游区的专家，对牙龙湾的发展进行整体规划。
中央领导人约见霍英东谈海南开发
作为一个商人，政治不能算是他的事业，其自身的价值，自然也不体现在政治行为方面——即使他的商业成就对政治造成较大影响。商人的价值，首先体现在他所从事的商业行为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其次才是社会效应。所以，霍英东虽然现在身兼全国政协副主席——即使他将来有机会当上首届特区行政长官，这仍然是他此生在政坛上的最高职务（或荣誉）——但这只能说是霍英东的人生的一个闪光点，或者说是人生的一个高峰，而不能算是他事业的最高峰。
霍英东涉足商界半个世纪，其间屡创高峰，如50年代首创分层出售楼宇、预售“楼花”、印发楼盘说明书，尔后购置先进设备淘沙、围海造淡水湖，以及70年代后期起率先进军内地旅游业和宾馆业……他以一次次大胆的创举，令自己的人生不断“闪光”，事业不停向前迈进，同时也在香港的百年沧桑史上留下一页页辉煌的篇章。
自内地改革、开放以后，除了在广东大举投资外，霍英东曾一度非常关注海南岛的开发建设，并一度想在那个中国第二大岛屿上大展宏图。
霍英东开发海南的计划，源起他和当时一位中央领导人的一次会面。
1986年春节后的一天，霍英东突然接到北京的长途电话，说这位领导人日内到广州，同他商谈开发海南大计，要他前赴羊城候见。
近半月来，香港媒体一直跟踪报道这位领导人在海南的考察活动。他在海南期间，专程前往三亚市东面的牙龙湾考察，发出了“不是夏威夷胜似夏威夷”的赞叹，还提到霍英东说过的一句关于牙龙湾的话：“海滩像足球场的草皮。”霍英东凭着对中国领导人办事作风的深切了解，深深感到中国政府对海南将有重大的政策出台。
果不其然，2月15日，在白天鹅宾馆见面，这位领导人就对霍英东说：“对比台湾和珠江三角洲，海南确实落后，中央有意重点开发海南，希望你带个头！”
不久，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也希望霍英东带头开发海南。
决定开发海南主要基于政治考虑
海南落后，霍英东深有同感。
早在1980年，中国刚刚开放，霍英东就跟着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王匡到海南考察。当时，中共海南行政区书记罗天是王匡的亲戚，这位海南最高长官对霍英东这位香港富豪的到访极表欢迎，亲自陪同他们到海口、文昌、兴隆、三亚、通什等几个地方走了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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