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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已非常之重要，加上中英两国政府官员那时已开始就香港的前途问题有非正式的接触，故而港英政府不能不在一些问题上慎重考虑中方的意见，与中方保持沟通。至于霍英东，港英方面，向新华社官员进行试探，若中方对他们的说法强硬地反对，而对霍英东坚决地支持，他们可能就会因此重新调整对霍英东的态度；否则，港英政府继续歧视霍英东，甚至对霍英东有所行动，这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而后，霍英东在中国政权架构中步步高升，并晋身为国家领导人之列。一般理解，到此，小小的港英当局，若想动摇一个泱泱大国的领导人之地位，或想对他有不义之举，那又谈何容易？
至于那个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曾指霍英东“走私”的前行政局首席议员简悦强，却已经在1979年退出香港的政治舞台。
简悦强之父是东亚银行创办人之一的简东浦，其家族曾有多名成员活跃于香港政坛，故而素有香港“政坛世家”之称。而在英国接受教育、律师出身的简悦强，自1957年晋身立法局，“六七风暴”期间他曾极力支持港英当局武力“镇压”左派工人，并接替亲中的利铭泽成为行政局首席议员。后来，他又两度获英王封爵，成为香港有史以来获英王颁授最高荣衔的华人。20世纪70年代，他随港督麦理浩访京后，预知香港主权行将易主，因而退出政坛，从此隐居。
简悦强家族是英国殖民统治的典型产物。他无奈退休之日，正是他和他效忠的港英政府所歧视的霍英东开始崛起于中国政治舞台之时。一退一进，客观上与英国殖民势力逐渐淡出香港紧密相关。
简悦强和霍英东这戏剧性的一退一进，正是时也势也，用广州方言来说，就是：今时已不同往日。
虽则如此，但霍英东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因港英政府歧视而造成的阴影，从1986年他发展信德中心一事就可见一斑。
霍英东先生的一位助手曾经对我透露说：“信德中心本来是他打算一个人搞的，但后来没有把握，于是叫李嘉诚、郭德胜、郑裕彤等人合伙。他并不是没有这个能力，并不是没有钱，但觉得风险大，因为港府对他有看法……他并不是对地产没有信心，而是通过海军船坞的拍卖，觉得英国政府歧视他。”
后来，霍英东也向我证实说：“做生意，不一定要讲赚多少钱，而是要考虑承担的风险有多少。那时，发展信德中心，觉得有风险，就多找几个人，也是为了减少风险、分散风险。”
为何盛情接待访问中国的英女皇？
1986年10月，英女皇应中国政府之邀访问中国。饶有意味的是：几乎是同一时间，香港这一边，霍英东因为担心港英当局对自己实施“迫害”，而放弃一个人独力发展信德中心；广州那一边，他却盛情接待到访的英女皇，表现得很热情。
霍英东得知英女皇一行到广州时将访问白天鹅后，就特意安排霍震霆到北京一间工艺美术厂，订做一件精美的工艺品，上面镶印英女皇加冕时的肖像，准备等英女皇访问白天鹅时送给她。当中出现了一个小插曲，一名记者事前访问霍英东，看了这件礼品，谁知不慎摔跌在地，礼品破裂了，当时离英女皇到访只有几天时间。
霍英东认为英国皇室可能不接受破裂了的礼品，于是即刻要求北京那间工艺厂加班另制作一件，第二天，厂里就送来一件相同的工艺品，但上面镶印的是英女皇近年的照片。等到霍英东与英女皇在白天鹅见面时，他拿出预先准备好的两件工艺品，指着那件破裂的对英女皇说：“很不好意思，我们原来准备了这件工艺品，但不小心打烂了。现在有两件，请您选择！”英女皇看了一下，笑了笑，就选了那个破裂的。
另外，霍英东为迎接英女皇，特意从香港运来几部全新的劳斯莱斯和奔驰豪华房车，供女皇及其随行人员乘坐，表现得很热情。此举曾令人感到有些纳闷：英国方面向来对霍英东有看法，且曾对他实施“迫害”，难道霍英东对此并不介怀？
我曾就这个问题问过霍英东，他答道：“英女皇不是政治家，不是首相。她访华是一件大事，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接待。她肯在白天鹅停留，也是对白天鹅的肯定。她作为国家最高元首，我们当然要礼遇，我觉得应该有一个车队迎宾；而对于白天鹅，也有推广宣传作用，包括布什、尼克松等人来白天鹅住，对宾馆都很有影响。”
“是不是你要求安排英女皇一行到白天鹅停留的？”
“不是，一切都是由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安排。我完全是从宾馆立场来考虑。宾馆接待她，我们应该尽地主之谊。”
“你可以出面的……”
“这不好的，当时叶选平省长出面……”
“港英当局对你一直不太友好，你对英国没有怨言，不介怀？”
“我觉得不可以因为这样的事而作出某些表示……但她访问，是一件大事。”
从这件事中，也可以看到霍英东的性格和处世原则：不计前嫌，眼光向前，处处以大局为重。
对英国政府的赞赞弹弹
可能是因为其性格不爱评价别人和世事，也可能是因为向来因港英歧视自己而有所顾虑，总之，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霍英东绝少对英国政府和港英政府说三道四、指长品短；但是，踏进20世纪90年代，霍英东却一改以往作风，多次公开评价英国政府和港英政府，或赞或弹，大胆直言。
1991年7月，霍英东应邀赴德国汉堡，参加庆祝“欧华学会”成立10周年国际学术会。他在研讨会上发表演讲时，流露了对香港现状的困惑感受。他说：“近年香港社会出现很多新的重要情况和变化，这些现象使我们眼花缭乱，‘直选’、‘跛脚鸭’、‘北京的干预’、‘迁册’、‘玫瑰园’、‘越南难民’、‘公务人员请愿’、‘兴建新机场’……我们看不透这些事情，无所适从，香港市民过去一直为口奔驰，平日埋头于生活，对政治是冷感的，把希望寄托于好人政府，现在面对一大堆新的问题，怎能不惶惑？”
霍英东不客气地表示对英国人的不信任：“在历史上英国人撤离殖民地的纪录并不使人放心的，后遗症很大，对此种种问题，怎能毫不关心？”
接着，他又批评港英当局的“难民”政策，批评港英政府做“跛脚鸭”。他说：“越南船民，香港市民哪里有责任去供养他们呢？5万多人啊，每年要花一笔钱，只医疗费一项便要付1亿多元。据说这些年用于船民身上已逾30亿元了，这些钱是香港市民的血汗钱，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钱。但我们没有权，我们不能作主，我反对港英政府沦为‘跛脚鸭’，港英政府要在过渡时期负责到底。”
到此，霍英东又为中国政府辩护，说：“未来香港特区政府是中国的一个部分，中央政府是北京，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跨越‘九七’的大事，无论好好坏坏，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是有责任的，我们应该使他们了解，要他们支持，北京过问是公道的。”
这些在欧华学会上的讲话，可能是霍英东第一次公开批评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所以，当这些讲话内容传回香港，曾一度引起人们的关注。
4年之后，霍英东再次赴欧洲，出席欧华学会举行的研究会，并发表演讲。这次，他又提到香港问题，并大力抨击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措辞和语气比上次更为严厉。霍英东指出，香港回归祖国的过渡期间，港英政府“好像是在努力制造大变乱的局面”。对于彭定康在香港加速推行“民主的政策”，霍英东批评说：“香港什么时候有过民主？近年忽然借民主的口号，生出种种奇怪的事端：政制大变，立法局要揽权，新界传统的村庄又忽然发起女权运动。”
对于港府近年推行的高地价政策，他也不以为然：“政府的高地价政策，使房地产10年间升值10倍最成大害。现在，较好的商业铺每英尺上百元的租金，即使普通的商铺，1英尺也要几十元的租金，所得的利润几乎尽付于租项，生意还如何做？结果是通胀高企，成本飚升，失业猛增，7家酒店改营别业，几家大百货公司关闭，永安、瑞兴�